Chapman (2026) — 後自由主義時代的神經多樣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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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Chapman, R. (2026, April 21). Neurodiversity politics in a post-liberal era. Substack. https://substack.com/@neurodiversityandcapitalism/p-194900020
作者：Robert-Chapman
發佈：2026-04-21，Substack（@neurodiversityandcapitalism）
原文：Neurodiversity Politics in a Post-Liberal Era
核心論點
Chapman 在這篇短文中擴展了 Chapman2023 的論點，指出：神經多樣性運動迄今爲止的策略——在自由主義秩序內通過權利話語爭取緩解措施——預設了一個正在瓦解的世界。在後自由主義時代，亟需從自由派神經多樣性政治轉向激進左翼神經多樣性政治。
神經多樣性運動的策略及其成就
運動的歷史定位
- 神經多樣性運動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殘障權利成果的後續產物，而非重新創立司法秩序
- 其創新更多在文化層面而非法律層面
- 核心運作：擴大"誰被計入"以及"如何被計入"的範疇
概念重塑
- 原本被界定爲障礙或疾病的精神科診斷被重新描述爲殘障——未必剝離醫學屬性，但將殘障狀態置於核心，使基於權利的主張成爲可能
- 診斷邊界不斷鬆動——ADHD 等範疇擴展，接納更多原本處於邊界之外的人羣
- 在羣體層面，曾將痛苦理解爲私人失敗的人，開始認識到這種痛苦具有結構性、共享性、可政治化性
物質成果
實際的成果不是語義或自我接納層面的，而是物質層面的：
- 數百萬在沉默中掙扎的人找到了語言，得以提出基於權利的主張
- 這意味着教育支持、工作場所調整，或至少是從徹底貧困到稍可忍受之間的差別
- 這不是解放，而是緩解——但在當代條件下，緩解本身很重要
作爲補償機制的神經多樣性運動
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神經多樣性運動可被理解爲一種補償機制：
- 集體勞動保護被侵蝕 → 基於受保護身份的個體化權利訴求大量湧現
- 工作與生活變得愈發嚴苛 → 更多人將神經殊異性範疇視爲庇護所
- 與 新自由主義與精神健康 中的"後福特主義作爲大規模致殘事件"論點直接呼應
自由主義秩序的瓦解
戰後秩序的歷史
- 二戰後的自由主義秩序（凱恩斯主義妥協、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使民權運動成爲可能
- 神經多樣性運動出現時（1990年代），這一秩序已在解體
後自由主義時代的來臨
- 2008年金融危機雖未立即終結新自由主義，但致命地削弱了其合法性
- 隨之而來的是真空——左右翼政治運動同時復興，中間立場瓦解
- 資金更充裕且在持續取勝的是激進右翼
極右翼對權利的拋棄
- 極右翼正日益以殘忍的歡愉姿態拋棄權利概念
- 極右翼政客撕毀人權立法的承諾正獲得愈發大膽的支持
- 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被直播多年，施暴者仍獲西方政府全力支持
- 自由派神經多樣性政治的根本前提——戰後自由主義秩序——已然動搖
統治階級的反撲
統治階級將合理便利視爲成本高昂且拖累生產力，其反撲策略包括：
- "過度診斷"話語：否定殘障主張的合法性
- 攻擊"神經殊異性"概念本身以及具體診斷
- 與"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針對跨性別者的策略相同：通過破壞分類的合法性，從法律層面削弱權利
例：精神病學家 Sami Timimi——長期從事此類活動，近年來獲得重要書籍出版合約等資源。
出路：從自由主義到激進左翼
中間路線不是替代方案
- 數十年的中間主義與緊縮政策，加之缺乏真正的左翼大衆政治，才導致2010年代如此多的人轉向右翼
- 拜登勝選後縱容種族滅絕、增加移民驅逐、延續有管理的衰退 → 特朗普以更極端方向迴歸
- 馬克思主義者和黑人激進傳統一世紀的分析表明：法西斯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在危機時刻暴露的陰暗面，而非其對立面
必要轉向
我們需要一場追求集體權力與社會主義的運動，並將"神經殊異羣體需要社會主義"這一認知融入其理論基礎與組織實踐。
不僅因爲在資本主義下最多隻能獲得緩解措施，更因爲爭取緩解措施所依賴的政治策略與形式，其預設的世界圖景已然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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