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nning & Bertilsdotter Rosqvist (2021) — 神经多样性研究:绘制新批判范式的可能性

创建:2026-05-09更新:2026-10-27
Stenning & Bertilsdotter Rosqvist (2021)

作者:Anna Stenning、Hanna Bertilsdotter Rosqvist
出版年份:2021
类型:理论短论(Current Issue)
期刊:Disability & Society,36(9),1532–1537
DOI:10.1080/09687599.2021.1919503
许可:原文 CC BY-NC-ND 4.0

引用:Stenning, A., & Bertilsdotter Rosqvist, H. (2021). Neurodiversity studies: Mapping out possibilities of a new critical paradigm. Disability & Society, 36(9), 1532–1537.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21.1919503

Stenning 与 Bertilsdotter Rosqvist(2021)的《神经多样性研究:绘制新批判范式的可能性》讨论,如何把神经多样性研究发展为检视分类、常态与知识权力的批判进路。文章检视生物多样性类比和差异的功利化,主张以社群自我表征及跨神经类型合作改变研究方式。

从“移动目标”理解神经差异

本文延续 《Neurodiversity Studies: A New Critical Paradigm》(2020) 编辑卷的讨论。作者借用 Chapman 对分类的分析,将神经发育类别与神经殊异的集体概念理解为“移动目标”:它们回应真实的神经差异,也受到文化和社会需要影响。

这一理解要求研究者检视现有临床类别如何形成,并为尚未得到命名的差异留出空间。文章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共同理解人类差异、促进繁荣及缓解痛苦,没有提出新的诊断工具或报告实验数据。

文中比较的三种理解

理解方式 文章讨论的内容 作者的评价或方向
以生物多样性类比脑的自然种类 认为现有类别对应自然分类,未来可由神经科学确认,并把自然与有益联系起来 需要检视类别和理想认知标准本身,避免将“自然”直接当作价值根据
以既有制度中的用途理解差异 在就业、福利和教育中强调特长,使个人适应已有等级与组织方式 可能延续“神经典型照常营业”,并排除缺少市场价值者
从自我倡权及线上社群出发 关注神经殊异者遇到的问题,肯定对自身经验的解释 作者支持以此为基础,并明确主张其权威不应依赖临床认可,允许自我诊断的可能性

作者希望在第三种立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方法论,争取更多承认、代表权与资源,并推动不同学科重新检视其研究视角。

为什么要拆解生物多样性类比

文章回顾 E. O. Wilson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讨论,以及 Singer 和 Blume 如何使用相关类比。作者关注两个相连的问题:把差异当作等待确认的自然种类,可能延续原有科学分类;把差异的价值解释为职业或社会用途,又可能让不适合市场的人失去位置。

作者借用2020年编辑卷中的说法,批评一种不改变多数人默认规则的包容:

“NT business as usual”(译文:“神经典型者照常营业”)

—— Bertilsdotter Rosqvist、Chown 与 Stenning(2020),原书2020年;经Stenning与Bertilsdotter Rosqvist(2021)第1534页转引。

这一比喻指组织继续沿用神经典型者的视角和要求,只把有用的差异吸纳进来。因此,作者质疑以某类人的“优势”作为接纳基础。一个特质是否带来益处,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实践与制度。例如,日常生活技术化会改变哪些兴趣和行为被当作普通、可用或异常。研究应解释这种关系,而不是不断用新参数重画正常与异常的界线。

作者对把孤独谱系视为单一自然种类的研究作出强烈批评。这里的论述针对这一分类及其解释效果,应作为作者的理论立场理解,而不应改写成对所有孤独谱系研究成果的统一判定。

身份、自我表征与排除风险

在作者的进路中,神经殊异身份既与诊断及医学化的制度历史有关,也可以成为重新解释自我、争取资源和代表权的位置。它涉及神经和生理差异,也涉及行为规范、具体情境及他人对当事人的熟悉程度。

但若假定所有神经殊异者共享一种经验,身份也可能产生新的排除,尤其使未获诊断、或不符合当时流行特征的人失去承认。作者因而强调差异的具体性、相互依存和社会环境嵌入性,并提出开放的可能:在这些关系得到充分认识后,人们也许不再需要以同样方式使用“神经殊异”这一概念。

如何改变知识生产

文章提出几项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向:

  • 将神经多样性与正义理论连接,承认过去以支持之名造成的认识暴力。
  • 连接内部人与外部人的视角,反思观察和内省各自的局限,探索新的客观性。
  • 从临床类别出发,逐步让多种神经类型的自我表征参与界定研究对象与解释。
  • 跨神经类型合作,让当事人影响研究如何被领导、定义和实施。
  • 质疑研究与实践中的殖民历史、知识等级及主导研究伦理。

原文用一句话说明跨神经类型合作的方向:

“working with rather than ‘on’ other people”(译文:“与他人共同工作,而非把他人当作研究对象来工作”)

—— Stenning 与 Bertilsdotter Rosqvist,第1536页,跨神经类型合作的讨论。

作者把这些方向与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和残障研究联系起来,同时承认具体认识规则与研究方法仍需发展。“共同研究”在此意味着协商知识与权力,不能仅以受试者、顾问或象征性成员的出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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