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多樣性的去殖民化
神經多樣性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neurodiversity)是對神經多樣性研究與倡權中知識、資源和決定權分配的批判與實踐。它考察殖民歷史及其延續的制度關係,怎樣影響對神經認知差異的解釋、研究議程和支持安排,並推動全球南方、原住民族及種族化神經殊異者參與理論生產和集體行動。
從全球傳播到知識權力
隨着神經多樣性範式進入跨國研究與倡權,概念在不同地方怎樣被使用、由誰解釋,逐漸成爲獨立議題。Cheng 等(2023)從亞洲和非洲的研究與倡權經驗出發,主張全球合作應當建立多向知識交流,關注當地已有的權利運動、語言和生活條件。一個行動是否使用英語或“神經多樣性”這個名稱,會影響它在國際討論中的可見性,卻不足以說明其實際目標和作用。
Nair、Farah 與 Boveda(2024年在線發表)進一步把問題置於知識生產的殖民性中:一些機構、語言和理論傳統獲得界定普遍知識的權威,其他社羣的經驗則被當作等待解釋的材料。他們將神經多樣性學術中的全球南方知識邊緣化,與北方內部種族化神經殊異者的排斥聯繫起來,提出揭示知識的地方性、重新認識其他知識傳統,並將神經多樣性置於更廣闊的全球知識關係中。
他們用“白人的神經多樣性運動”(White Neurodiversity Movement)批評這種同質化,指出它會削弱運動的社會正義與解放目標。
這裏的全球南北主要用於分析知識權威和資源的不平等。具體關係需要落實到機構、語言、社羣和歷史處境;位於北方的原住民族及有色神經殊異者,同樣處於這一分析範圍內。去殖民化由此把概念的全球傳播,與知識由誰生產、向誰負責的問題聯繫起來。
殖民性怎樣進入研究與倡權
知識生產的殖民性,涉及一套持續分配解釋權和資源的關係。Nair 等討論的“知識滅絕”(epistemicide),指被殖民知識受到摧毀或系統性抹除的歷史過程;在當代學術中,研究語言、發表渠道和理論地位又影響哪些經驗能夠被保存、承認爲知識並進入決策。
這些問題可以在研究與倡權的具體安排中考察:
| 環節 | 權力問題 | 去殖民化所推動的改變 |
|---|---|---|
| 議程與目標 | 誰決定哪些問題值得研究、哪些結果算改善? | 由當事者和當地社羣共同確定問題及支持目標 |
| 概念與語言 | 哪些詞彙、敘事和經驗能夠成爲理論依據? | 讓當地語言與知識參與概念形成和結果解釋 |
| 合作與資源 | 誰負責招募、投入勞動,又掌握經費和領導權? | 將合作落實爲資源、領導機會與決定權的分享 |
| 成果與責任 | 誰能使用研究成果,研究者向誰說明其影響? | 使知識回到社羣,並維持互惠和問責關係 |
表中關係綜合 Cheng 等(2023)、Nair 等及下述原住民族研究方法討論。它們把“增加代表性”推進到研究過程的組織方式:社羣既能表達經驗,也能影響問題、解釋和行動方向。
當地語言、知識傳統與多向交流
地方經驗參與理論形成,會改變對差異、關係與支持的理解。Cheng 等(2023)以印度爲例,討論英語化的神經多樣性話語如何影響社羣交流,並介紹 Sangath 與當地自我倡權者合作、以當地語言和熟悉概念設計資源的嘗試。他們也以埃塞俄比亞的社區行動說明,接納與參與的實踐可能形成於既有家庭和社區關係中。
這些案例需要結合具體資源條件來理解。診斷服務的可獲得性、參與者的教育與階級位置,以及公開身份的社會後果,會影響誰能進入社羣和發聲。在這種情況下,本土化包括重新確定問題和合作方式,也包括理解當地已有的照料與倡權實踐。
Bruno、Lindblom、Masternes 等(2025)彙集了不同原住民族作者的論述,呈現殖民歷史、文化概念及當代服務處境之間的關係。例如,Jessica Tupou 介紹毛利語 takiwātanga,意爲“處於自己的時間與空間之中”,用以表達對孤獨譜系經驗的一種理解。這樣的論述讓具體社羣成爲概念的解釋者,同時呈現原住民族內部的差異。
Harrison 與 Mosen(2025)則根據教育合作經驗,討論東南亞相關實踐在國際文獻中的可見性和當地領導者的作用。他們提出,全球合作需要支持地區研究者與神經殊異者的領導,而當地實踐也能夠反過來改變國際討論。知識交流由此包含理論與實踐的共同生成。
種族化與社羣內部的權力差異
地理上的擴展需要與交叉性分析相聯繫。Nair 等指出,北方機構中的黑人、棕色人種和原住民族神經殊異者,也可能在專業與倡權空間中遭遇排斥;討論其經驗,需要把種族化、健全中心主義、性別和階級關係一併納入。作者與機構位於何處,只是理解其知識位置的一部分。Nair 等據此主張與殘障批判種族研究(DisCrit)對話,把種族與殘障分類的相互建構納入分析。
Giwa Onaiwu(2020)以黑人孤獨譜系女性、家長和倡權者的經驗,討論研究與服務中的白人特權,並提出分享發言平臺、培養有色人種研究者及調整服務安排。這些建議使知識承認與資源分配相連接:誰能夠成爲專業人員和研究者,誰能夠使用服務,都會影響其經驗能否進入公共解釋。
同樣,當地社羣中的家庭、專業人員與當事者,也可能擁有不同的需要和決定權。Nair 等強調,研究應具體分析種姓、宗教、性別和社會經濟位置等關係。承認社區照料的意義,需要同時關注當事者如何表達自身經驗,以及支持資源和照料勞動怎樣分配。
社羣主導與研究責任
去殖民化的研究實踐,把對知識的承認落實爲共同決定和長期責任。Bruno、Lindblom、Tupou 等(2025)討論的原住民族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對社羣及土地等關係的責任,並以具體方法說明這些責任如何進入研究。例如,Grant Bruno 介紹以 nêhiyaw 親緣與相互關聯理念爲基礎的交流圈,由孤獨譜系者、照料者、長者與服務者共同討論和引導研究決定。
這一取向與參與式行動研究共享互惠、參與及知識共同生產的關切,同時要求合作在具體文化關係中展開。參與者怎樣表達意見,意見如何影響研究,以及成果以何種形式回到社羣,構成檢視合作質量的具體問題。
這些改變也需要接受持續的批判。上述研究方法社論強調原住民族主權與孤獨譜系者的主體性,並提醒研究者認真對待傳統知識中的複雜性,避免將原住民族生活或孤獨譜系經驗浪漫化。相關文獻主要提供理論批判、經驗論述和方法建議,其意義在於提出可據具體合作檢視的問題。
在跨國支持與研究中,文化理解、資源供給和當事者決定權因而需要共同進入目標討論。Cheng 等(2023)將平等、尊嚴和尊重視爲合作的共同基礎,並主張由各地社羣參與確定問題及解決路徑。有關知識承認與組織參與的進一步討論,見知識不正義與神經多樣性與民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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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 神經多樣性研究 — 學科中的知識生產與理論權威
- 神經多樣性範式 — 在不同社會條件中的解釋與實踐
- 神經多樣性與交叉性 — 地理之外的種族、階級、性別和參與差異
- 知識不正義 — 哪些經驗能夠獲得可信度與解釋地位
- 健全中心主義 — 能力標準與種族化、制度排斥的關係
- 參與式行動研究 — 共同確定問題、行動與研究責任
- 神經多樣性與民主研究 — 當事者在知識生產中的決定權
- 神經多樣性與資本主義 — 資源、階級與全球知識關係
相關文獻
- Nair、Farah 與 Boveda(2024年在線發表) — 神經多樣性學術的地理與種族化批判
- Cheng 等(2023) — 全球研究合作與多向知識交流
作者
- Vishnu-KK-Nair — 神經多樣性與知識生產的去殖民化分析
- Warda-Farah — 種族化神經殊異者的經驗與專業權力
- Mildred-Boveda — 殘障、種族與交叉性分析
- Yulin-Cheng — 全球研究合作與當地自我倡權經驗
- Bethlehem-Tekola — 埃塞俄比亞社區與全球合作的討論
外部鏈接
- Nair、Farah 與 Boveda:Is neurodiversity a Global Northern White paradigm? — 2024年在線發表,2026年編入卷期
- Cheng 等(2023)原文 — 全球社羣與研究合作
- Bruno、Lindblom、Masternes 等(2025):Global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on autism and autism research — 原住民族作者的文化與歷史經驗
- Bruno、Lindblom、Tupou 等(2025):Decolonizing autism research — 原住民族研究方法及其應用
- Harrison 與 Mosen(2025) — 地區領導與教育合作
- Giwa Onaiwu(2020) — 白人特權、知識生產與服務的當事者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