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 et al. (2023) — 神經多樣性與社區主導的權利運動：全球研究合作的障礙與機遇

引用：Cheng, Y., Tekola, B., Balasubramanian, A., Crane, L., & Leadbitter, K. (2023). Neurodiversity and community-led rights-based movements: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research partnerships. Autism, 27(3), 573–577.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31159165

Cheng 等（2023）的《神經多樣性與社羣主導的權利運動》討論，跨國研究如何回應不同社羣的語言、資源、家庭關係與政治文化。作者以埃塞俄比亞、印度和香港的經驗說明，共享平等、尊嚴和尊重的價值，並不意味着應把某一地區形成的倡權方式原樣移植到其他地方。

#這篇社論從什麼位置發言

五位作者是生活或工作於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研究者及自我倡權者，結合自身經驗和相關文獻提出討論。他們明確說明，三個案例不代表相關地區的全部社羣，也不是各地獨有問題的完整目錄。

文章肯定神經多樣性運動在公衆理解、研究及實踐上的影響，同時指出英語學術對歐美以外權利運動的關注不足。有些行動規模較小、採用本地語言，也未通過互聯網傳播，缺少英語可見度不能證明其不存在。

#去殖民化與神經多樣性怎樣相連

作者認爲，兩者都涉及檢查權力與特權結構、反思生物醫學解釋的支配地位、認真對待親歷知識，以及讓社羣界定自己的問題和回應方式。

在全球合作中，亞洲及非洲社羣因此不只是等待接收知識或提供數據的對象。他們擁有自己的殘障研究、地方哲學、照護實踐和權利行動，能夠參與改變合作各方的認識。

#三個案例分別提出什麼問題

埃塞俄比亞案例特別提醒，獲得診斷及組成同一身份社羣的條件，並非處處相同。作者認爲，家庭和社羣主導的接納行動可以回應當地關切，而不是把個人與家庭的關係預設爲統一模式。

印度案例中的參與式設計在文章發表時仍處於早期階段，不能寫成已完成的成效評估。它說明資源的語言和概念選擇本身就是合作工作。

香港案例中，作者認爲政治壓力、研究中的權力等級及強調學業和從衆的文化，會使挑戰病理敘事更困難。他們同時列出差異化課程與本地研究的嘗試。這些是作者在 2023 年提出的情境分析，不是對所有香港研究、家長或學校的統一判斷。

#家庭與個人權利爲何需要具體討論

文章沒有把社會簡單劃分爲“西方重個人、其他地區重集體”。其重點在於，身份、污名和支持可能通過家庭及社羣關係發揮作用；組織倡權時需要了解這些關係的實際條件。

地方合作也不能只以是否使用同一套術語來認定其價值。接納、包容及參與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實現，同時仍需要聽見當事人的需要與選擇。

#全球合作怎樣成爲多向交流

作者主張合作雙方說明各自處境，認真學習其他社羣的經驗，而不只輸出已經形成的方案。實際工作包括承認本地知識、共同商定優先事項、處理語言障礙，並反思什麼研究方法和聲音被看成更有權威。

本文提供的是合作方向及說明性案例，沒有比較哪種文化或運動整體更有效。它將共享價值與地方差異放在同一個研究關係中處理。

#Related

#相關概念

• 神經多樣性的去殖民化 — 本土知識與跨國合作中的權力關係。
• 神經多樣性與交叉性 — 家庭、階級、文化和資源的交織。
• 神經多樣性與民主研究 — 共同界定問題及多向知識交流。

#相關文獻

• Nair 等（2026；2024 年在線） — 對知識生產中心及種族化經驗的進一步批判。
• Jones 與 Orchard（2024） — 對去歷史化及神經中心解釋的相關反思。
• Nicolaidis 等（2011） — 另一種具體學術—社羣合作經驗。

#作者

• Yulin Cheng、Bethlehem Tekola、Anand Balasubramanian — 前三位署名作者，參與地方經驗與倡權的討論。
• Laura Crane、Kathy Leadbitter — 合著者，參與全球研究合作的討論。

#外部鏈接

• 期刊原文 — 正式出版社論及參考文獻。
• 作者稿 — UCL 機構倉儲中的開放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