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的哲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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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disability）到底指什麼？殘障模型 提供了理解殘障現象的宏觀框架（醫學模型、社會模型、肯定模型等），但哲學家進一步追問："殘障"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樣的條件構成殘障？是什麼將一個特徵或狀態歸入"殘障"而非其他範疇？
這些問題直到最近二十年才成爲哲學獨立討論的主題。早期哲學討論主要集中於解釋法律和監管定義（WHO、ADA 等），而近年來的討論則轉向更基礎的形而上學和規範性議題。
官方定義：損傷 + 社會限制
大多數官方定義（WHO 1980/2001、英國《殘障歧視法》、美國《ADA》）共享兩個要素：
- 損傷或功能障礙（impairment/dysfunction）——被標記或感知爲異常的身體或心智特徵
- 與之相關的個人或社會限制（limitation）
爭議的核心在於這兩個要素之間的關係——損傷在多大程度上 導致 限制，社會在多大程度上 製造 限制：
| 立場 | 代表 | 核心主張 |
|---|---|---|
| 損傷爲主 | WHO ICIDH (1980)、英國 DDA | 生物學損傷是限制的主要原因 |
| 社會爲主 | UPIAS (1976) | 限制完全源於"當代社會組織" |
| 互動論 | WHO ICF (2001) | 殘障是"健康狀況與環境及個人因素之間的動態互動" |
ICF 的互動模型試圖超越醫療-社會的二元對立，但其複雜的多因素圖表使得日常語言中的"殘障"——我們通常將其理解爲個體的身體或心智特徵——難以在其中定位。這一張力催生了近年來的哲學定義工作。
四種哲學定義進路
正常功能觀
最接近醫學模型的定義進路，但幾乎沒有哲學家明確爲之辯護。Christopher Boorse（2010）最接近此立場：
S 在情境 C 中具有殘障，當且僅當： 1. S 具有病理學——即其身體的某部分以統計上低於物種典型水平的方式執行其正常功能 2. 在 C 中，該病理學產生了某種道德或法律上重要的效果
這一進路的關鍵困難：
- "正常功能"的自然主義定義是否可能？ 許多哲學家質疑存在獨立於社會/倫理規範的"疾病"或"病理學"概念（Wakefield 1992; Kingma 2007）
- 統計非典型性是否必要？ 年齡相關的聽力損失或動脈硬化相當普遍，卻通常被視爲殘障
- 少數羣體模型視角的挑戰：殘障相關的身體差異可能是 被感知的 差異，而非實際的生物醫學差異
儘管 Boorse 的定義提及病理學，它並不必然蘊含醫學模型——殘障在多大程度上由病理學本身造成（vs 社會因素），屬於獨立的經驗問題。但此進路將哲學精確性投注在"什麼樣的因果條件構成殘障"，而非"什麼樣的社會/道德/法律效果定義殘障"——這與多數受殘障研究影響的當代哲學家的關切方向相反。
福祉主義觀
Kahane & Savulescu（2009; Savulescu & Kahane 2011）提出了一種迴避病理學概念的革新性定義：
"殘障"應指主體 S 的任何穩定的身體或心理屬性，該屬性在情境 C 中導致 S 的福祉水平顯著降低——排除 該條件因社會對 S 的偏見而對福祉產生的影響。
與殘障研究的張力：
- 排除偏見效應意味着僅因歧視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不被視爲"殘障"——這與 ADA 將"被視爲具有損傷"的人納入殘障定義的立場矛盾
- 與肯定模型衝突：福祉主義觀將"殘障"定義爲一種傷害——如果某個條件不降低福祉，它就不是殘障。但肯定模型（Swain & French 2000）和 Barnes（2016）主張殘障並非總是或普遍地降低福祉
- 殘障學者和活動家傾向於拒絕"殘障≠傷害"這類委婉表達，因爲這會瓦解殘障者作爲有共同能力主義經歷的政治羣體的團結基礎
福祉主義觀可能更貼合日常用法——它解釋了"失聰不是殘障"和"能力不同"這類表述背後的直覺（即大多數被稱爲殘障的條件在沒有偏見時並不那麼糟糕）。但定義的目標究竟是捕捉日常用法還是服務於更公正的社會，這本身就是一個規範性的元問題。
社會建構論
近年最多哲學家參與的進路。核心分歧在於：殘障作爲一種社會屬性，究竟由什麼構成？
Barnes（2016）：殘障權利運動的規則
Elizabeth Barnes 在 The Minority Body 中提出：
S 具有（身體）殘障，當且僅當： 1. S 處於某種身體狀態 x 2. 殘障權利運動所採用的團結判斷規則將 x 在情境 C 中歸類爲其尋求正義的身體條件之一
關鍵特徵：
- 完全取消了 損傷/殘障 的區分——用"身體狀態"替代
- 不直接訴諸不正義或不利——與肯定模型兼容
- 以殘障權利運動的 規則（而非實際判斷）爲基準——避免因運動內部偏見而錯誤排斥
批評（Jenkins & Webster; Wasserman 2018; Howard & Aas 2018; Lim 2018）：
- 剛性化的侷限：Barnes 將判斷剛性化到 實際 殘障權利運動——但如果實際運動的規則本身就有問題（系統性地錯誤排斥某些羣體），我們似乎無法說"他們也是殘障者"
- 爲何只有殘障運動？ 非殘障的照護者、醫療專家等是否擁有與殘障認定相關的知識？
- 更深層問題：如果殘障運動應當採納規則來挑選某一羣體，這難道不是因爲該羣體共享了某種使這一選擇合理的屬性嗎？那個屬性本身難道不是更好的定義候選嗎？
Lim（2018）：加入醫學利益和正當利益約束
Lim 在 Barnes 基礎上增加兩個約束條件：
S 在情境 C 中具有殘障，當且僅當： 1. S 處於某種狀態 x 2. x 在 C 中構成對 S 正當利益的約束 3. x 在 C 中被視爲正當醫學利益的對象 4. 殘障權利運動的規則將 x 歸類爲其尋求進步和改變的性狀
條件 (2) 引入照護者和家庭的視角——他們可能擁有哪些條件影響正當利益的知識；(3) 將"醫學化"拉回來——但限制爲"正當的"（即道德上合理的）醫學利益，而非傳統意義上對"病理學"的關注。其效果是限制實際殘障權利運動政治判斷的權威。
Howard & Aas（2018）：回到經典社會模型
借鑑 Haslanger（2000）關於性別和種族的分析：
S 在情境 C 中具有殘障，當且僅當： 1. S 處於某種身體或心理狀態 x 2. x 在 C 的主導意識形態中被認爲涉及損傷（功能性障礙，限制主要生活活動） 3. 該意識形態認爲 x 解釋了爲何此人可以被適當地憐憫、污名化和排斥 4. S 處於該狀態的事實實際上導致了 S 的系統性不利
"損傷"在此是關鍵的區分要素——殘障不同於種族或性別等身體性社會範疇，正因爲它是對關於損傷的社會知覺的特定類型回應。Howard & Aas 不爲損傷的生物學實在性辯護——只需社會本身使用了某種生物學異常或不足的概念即可。
Barnes（2018）的回應：此定義使我們難以理解爲什麼殘障特徵可以成爲自尊的對象——它們被負面地挑選出來（通過不利益和社會排斥）。但類比種族化的身體特徵——人們可以對被他人以壓迫性方式回應的事物產生自尊——這種自尊指向壓迫觸發特徵本身或對壓迫的有技巧/團結的回應。
Jenkins & Webster（2021）：邊緣化功能
與社會模型的"人類變異"版本更接近。核心概念是邊緣化功能（marginalized functioning）——擁有一個不以我們社會建構的世界所期望的方式運作的身體。三種遞進定義：
- MF1：S 具有殘障，當存在社會規範集合 N 中的某一規範，S 的身體無法以滿足該規範的方式運作
- MF2：MF1 + 該邊緣化功能具有持久性（排除暫時性條件）
- MF3：MF1 + S 因該邊緣化功能而經歷殘障特有的壓迫
MF1 的問題：可能將暫時性條件（如雙臂骨折）誤歸入殘障。MF2 通過規定持久性解決。MF3 引入壓迫要素——但這回到了"以壞東西定義殘障"的困難。此外，MF3 未清楚涵蓋因虛假知覺（"被視爲"損傷）而處於不利的人——再次與 ADA 的包容性定義產生張力。
無能力觀
Buchanan, Brock, Daniels & Wikler（2000）：From Chance to Choice
具有殘障即是在有利條件下無法執行某參考羣體（如成年人）通常能夠執行的某些重要範圍的任務或功能，且該無能力並非源於簡單且易糾正的無知或缺乏通常可用的工具或手段。
批評：太寬泛（無法捲舌或心算減法也是殘障）且太狹窄（纖維肌痛或抑鬱更多是增加困難而非使特定任務完全不可完成）。此外——種族、性別、性取向也可能產生"無能力"——這似乎錯誤地將被壓迫羣體歸入殘障範疇。
Gregory（2020）：無能力理論
最終無能力理論：具有殘障即是在做某事上比典型水平更不具能力，其中該程度的無能力 (1) 部分由身體特徵的非典型性所解釋，且 (2) 不由任何人對這些身體特徵的態度所解釋。
條件 (2) 排除了種族化少數羣體（因膚色導致的不利完全由偏見態度解釋）。但這又產生了一個循環問題：當非典型特徵僅因爲關於其是否導致無能力的特定態度而導致無能力時（如唐氏綜合徵——人們認爲他們無法從教育中受益 → 不被教育 → 不發展技能），這種情況是否屬於殘障？
Gregory 的回應：這些都是殘障，只是通常不值得在對話中將其稱爲"殘障"——這取決於所涉能力的重要性。
持續的問題：膚色淺的人無法在中等強度的陽光下全天工作而不被曬傷——這由身體差異解釋且非由態度導致，也非小事，但似乎不是殘障。爲什麼不是？
Begon（2021）：基於正義的論述
殘障是在執行人類作爲正義問題有資格能夠執行的那些任務上的能力受限，該受限源於個體損傷、社會政治語境與可用資源之間的互動。
"損傷"在此僅指"非典型或不尋常的功能"（而非病理學或生命限制性功能）。關鍵創新：正義限制了哪些無能力構成殘障——沒有人有資格能夠捲舌（在任何類似我們社會的環境中）；也沒有人有資格在放棄防曬保護後仍能耐受全天日曬。
潛在困難：
- "參考類"的精細區分是否任意？（Begon 認爲月經對女性是典型的，所以月經導致的無能力不是殘障——但類似推理是否適用於性取向相關的無能力？這依賴於"對同性戀者來說同性戀是典型的"這一循環）
- 如何在資源約束下理解"資格"？正義可能（在無資源約束時）給我們強有力的理由使彼此能夠做各種事情——但這是否意味着在資源不足以實現之前我們不將其稱爲殘障？
懷疑論：統一定義是否可能或可取？
Tremain（2017）：福柯式批判
受福柯"生命權力"（biopower）概念啓發，Tremain 主張"殘障"不指涉個體特徵集合，而是一種裝置（apparatus）——由法律、非正式規範、文化理解和生命權力的其他運作所建構和維持的機制，用以識別各類個體特徵以實現社會控制：
殘障不是形而上學的基底、自然的生物學範疇、或僅由某些個體體現的特徵，而是一個歷史偶然的、每個人都捲入和糾纏於其中的力量關係網絡。成爲殘障者或非殘障者即是在殘障裝置的生產性約束中佔據特定的主體位置。（2017: 22）
這一批判的特點在於：它將常識判斷和語言直覺——那些分析性定義所依賴的證據——本身視爲裝置的產物，而非獨立的評估基礎。但近期許多分析性定義已經意識到並試圖回應意識形態偏見對日常殘障信念的塑造，因此福柯式挑戰對它們的破壞力取決於這些定義在多大程度上仍不自覺地依賴被污染的證據。
Beaudry（2016, 2020）：定義多元主義
Beaudry 主張我們不應追求殘障的單一統一定義：
許多關於殘障的哲學分歧只是忽視了爭論者正在談論不同的現象（損傷 vs 壓迫；照護 vs 正義；法律義務 vs 法律之外的義務）。將這些分歧重新表述爲如何處理"殘障"一詞的多義性更爲有效。（2020: 5）
- 不同語境和目的需要不同的定義
- 追求統一定義會阻礙我們識別與"殘障"有道德和實踐親和性的其他特徵和現象
- 開放式的進路"可以爲新類型的解放性自我理解創造途徑"
回應：多數追求統一定義的哲學家並不預設"殘障"或"損傷"是自然種類——他們相信殘障者共享一組個人經驗和社會回應，而某些精確定義"殘障"的方式比其他的更有助於政策制定和政治運動建設。統一定義與包容靈活性並不必然矛盾——可以通過對該定義應包含或排除什麼進行開放和敏感的辯論來容納多元性。
與神經多樣性範式的關聯
神經多樣性範式 直接受益於上述哲學定義討論：
- 社會建構論（特別是 Barnes 的"殘障運動規則"定義）爲"誰算作神經殊異者"提供了理論框架——神經多樣性運動自身參與了對這一邊界的持續協商
- 互動主義/無能力觀的洞見：Dwyer (2022) 的生態模型吸收了 Gregory 和 Begon 的核心直覺——殘障 = 個體特徵 × 環境互動，且不以正常化爲干預目標
- 懷疑論的提醒：Tremain 和 Beaudry 的批判提醒我們——"神經多樣性"範疇本身也在裝置（apparatus）內運作，需要持續反思範疇的排斥性
- 肯定模型的哲學基礎：Barnes 對"殘障不必以不利益或傷害定義"的論證爲神經殊異自尊提供了哲學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