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的社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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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的社會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是1970年代英國殘障活動家提出的理論框架。它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了殘障——不再將殘障視爲個體身體或心智的缺陷，而是將其重新框架爲由社會結構、態度和環境障礙所製造的壓迫。
起源
UPIAS 與《殘障基本原則》
社會模型起源於英國"身體損傷者反隔離聯盟"（UPIAS,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UPIAS 由 Paul Hunt 等人於1972年創建——Hunt 自己是輪椅使用者，住在 Le Court 養老院，他針對居住者的隔離待遇發起了抗議運動。
1976年，UPIAS 發表了《殘障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首次做出核心概念區分：
在我們看來，是社會在殘障（disable）身體有損傷的人。殘障是施加於我們損傷之上的某種東西，它不必要地將我們隔離和排斥於社會生活的全面參與之外。因此殘障者（disabled people）是這個社會中一個被壓迫的羣體。
這一表述使殘障去自然化——將其揭示爲社會關係而非生物學事實。
Mike Oliver 的概念化
Mike Oliver（1945–2019）——自身也是輪椅使用者的英國殘障學者——在1983年創造了"殘障的社會模型"這一術語，將 UPIAS 的思想引入學術話語。他在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1983) 中首次使用這一短語，後續在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1996) 中進一步展開。
Oliver 原本對社會模型被如此廣泛地歸功於他本人感到不安——在他看來，這一模式完全來自 UPIAS 活動家羣體的集體工作。
核心區分：損傷 vs 殘障
社會模型最關鍵的區分：
| 概念 | 英文 | 定義 | 示例 |
|---|---|---|---|
| 損傷 | impairment | 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在生物學層面的差異——四肢、器官或機制的部分或完全缺失 | 脊髓損傷、視力下降、神經認知差異 |
| 殘障 | disability | 社會未能對多樣性身體/心智給予包容和接納，從而對損傷者施加的限制和壓迫——活動失能或機會被剝奪 | 無斜坡建築排斥輪椅使用者、神經典型課堂排斥神經殊異學生 |
用 Oliver 的話說："不是個體的限制造成了殘障，而是社會未能提供適當的服務並充分確保個體的需求在社會組織中得到了充分考慮。"
這意味着：
- 損傷是物理的/生物的——事實陳述
- ��障是社會的/政治的——權力關係的產物
- 需要被"修復"的不是個體的身體或心智，而是排斥性的社會安排
強社會模型與弱社會模型
社會模型在實踐中存在不同強度的解讀：
| 醫學模式 | 社會變革 | 個體調整 | |
|---|---|---|---|
| 強社會模型 | × | √ — 唯一路徑 | × |
| 互動主義/弱社會模型 | × | √ | √ |
- 強社會模型：殘障完全是社會不平等的結果。消除社會障礙即消除殘障。殘疾與損傷之間存在清晰界限。這一版本與將神經殊異性類比於性取向、種族和性別的論證密切相關（Walker、Oliver）。
- 互動主義/弱社會模型（關係模型）：殘障是個體身心與環境互動的產物。環境調整與個體適應不互斥——在某些情境下可將兩者結合使用。
Dwyer (2022) 的調查發現，多數自稱讚同"強"社會模型的倡導者在實踐中也支持適應性技能教學和共現狀況治療——這意味着運動實際上的立場可能比關鍵詞修辭所暗示的更接近互動主義。
神經多樣性方法 ≠ 強社會模型
Dwyer (2022) 的一個重要澄清：將神經多樣性方法與強社會模型等同，是一種需要糾正的混同。部分當代觀點確實將二者劃等號（如 Bölte et al. 2021; Krcek 2013; 英國工黨孤獨譜系/神經多樣性宣言指導小組 2018），但作者如 Bailin (2019)、Ballou (2018)、Dwyer (2019)、Kapp (2013) 以及 Singer 本人都對此提出了質疑。
Singer (2016) 在提出"神經多樣性"這一術語時，不僅是反對醫學模型，也拒絕社會模型對生物學的否定，主張"需要超越諸如'醫學模型 vs. 社會模型'這樣的二元對立"。
將神經多樣性方法與強社會模型混同的直接危害：
- 強社會模型拒絕所有旨在改變或教導有障人士技能的干預措施——這一激進立場使家長羣體和一些孤獨譜系人士擔憂運動反對一切治療和支持
- 反對者們據此宣稱神經多樣性方法反對提供支持，或聲稱孤獨譜系不屬於殘障——但這並非多數神經多樣性倡導者的實際立場（den Houting 2019）
- Jaarsma 和 Welin (2012) 通過故意曲解神經多樣性主張——聲稱神經多樣性方法認爲孤獨譜系"不應被視爲殘疾，只應作爲自然變異"——來論證其不適用於"低功能"羣體
Dwyer 等 (2025) 的實證檢驗
Dwyer 等 (2025) 對 504 名社羣成員的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決定性的實證證據：
"強"SM 支持者的實踐矛盾：自稱爲"強"SM 支持者（僅社會建構殘障）在實踐上顯著支持教授適應技能、治癒抑鬱和癲癇——與強 SM 的理論立場矛盾。
"強"與"弱"SM 支持者在統計上不可區分：在各種干預態度上，自稱"強"SM 和"弱"SM 的支持者之間沒有統計學差異（p ⩾ 0.17）。這意味着：
"強"社會模型的修辭掩蓋了其大多數支持者對具體干預問題的更微妙觀點。
三種可能解釋：
- 儘管歸責於社會，但因社會改革的困難而務實接受個體干預
- 參與者僅在特定殘障/特徵上支持強 SM，適應技能/抑鬱/癲癇超出了其心目中的 SM 適用範圍
- （獲數據支持最強） 使用"強"SM 語言的人並不一定理解或在意理論區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目標並非否認生物和認知差異的重要性
結論："強"SM 修辭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干擾——不應因此推斷大多數 NDM 支持者反對一切個體聚焦的支持和干預。
損傷效應
一些理論家補充了"損傷效應"（impairment effects）概念，以回應社會模型的關鍵批評：
- 社會模型在聚焦社會壓迫時，傾向於忽視損傷本身帶來的直接身體或心理體驗——如慢性疼痛、疲勞、感官過載
- "損傷效應"承認這些體驗的真實性，同時堅持其政治意義和社會根源
- 並非所有與損傷相關的痛苦都能通過社會變化消除——但社會變化可以顯著減輕疊加在損傷之上的殘障壓迫
這一概念爲關係模型提供了理論橋樑，使其保留社會模型的結構性社會分析，同時尊重殘障者的具身體驗。
對神經多樣性運動的影響
社會模型是神經多樣性運動在1990年代汲取的最關鍵的理論資源之一。它提供了以下關鍵洞見：
-
拒絕個體缺陷框架：正如社會模型將殘障重新定位於社會障礙，神經多樣性範式將神經殊異者面臨的困難重新定位於社會的神經規範性排斥——而非個體神經認知的"缺陷"
-
類比基礎：社會模型的損傷/殘障區分使孤獨譜系活動家認識到：感官痛苦和社交障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環境偏向神經典型的設計——正如輪椅使用者被樓梯而非脊髓損傷所"殘障"
-
少數羣體框架：社會模型將殘障者重新定義爲受壓迫的社會少數羣體——這一觀點直接衍生出神經少數概念和少數壓力研究
-
去病理化的理論根基：社會模型爲去病理化提供了核心論證框架——無需否認差異的存在（損傷），但拒絕將這些差異自動等同於有待消滅的病理
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指出，社會模型"使人們能夠在承認身體差異（即損傷）的同時拒絕將這些差異視爲個人悲劇，而是將注意力轉向社會障礙"——這恰好也是神經多樣性範式的核心操作。
馬克思主義框架的超越
Chapman 的馬克思主義框架 在保留社會模型核心洞見（去個體化、去病理化）的同時，指出了三個根本侷限： (1) 社會模型論證殘障是社會製造的，但未解釋社會爲何製造殘障——馬克思主義通過資本主義對標準化勞動力的需求填補了這一空白； (2) 社會模型假定"移除社會障礙 = 解放"，但蘇聯經驗表明神經規範支配可在國家資本主義下持續； (3) 社會模型在階級上是盲視的——它不區分白領超社交性壓迫與藍領算法監控壓迫，而解放策略因階級位置而異。馬克思主義框架不是否定社會模型，而是完成它：爲"是社會在殘障我們"補充了"什麼社會？爲什麼？如何？什麼樣的社會不再需要殘障？"的系統分析。
侷限與批評
即使在殘障研究內部，社會模型也面臨持續的批評和修正：
- 對損傷的忽視：強社會模型將損傷體驗完全歸入私人領域，可能忽視慢性疼痛、精力耗竭等損傷效應對殘障者生活的實質影響。Dwyer (2022) 以聽覺過敏爲例——這反映了神經生物學內部差異，但只有在環境迫使個體暴露於令人不適的噪音時才轉化爲殘障
- 身體損傷中心主義：UPIAS 模式最初由身體損傷活動家發展，對感官損傷、認知差異和精神殘障的適用性需要擴展。Dwyer (2022) 指出，一位執行功能困難的個體即使能夠使用日程安排應用和獲得支持，仍然可能面臨時間管理挑戰——即使社會包容性改善也不會完全消除
- 忽視個體調整：過分強調社會變革可能貶低殘障者自行選擇的應對策略和輔助技術的價值。Dwyer 對此提出了一個關鍵區分：無意正常化 vs 刻意正常化——因環境改善導致壓力減少、自我刺激頻率隨之降低（無意間發生），可以接受；但將壓制自我刺激作爲明確目標的干預（刻意正常化）則體現了醫學模型邏輯
- 政治工具化風險：社會模型的區分（損傷 vs 殘障）可能被用來將特定殘障者判定爲"不夠政治"——如 Jones & Orchard（2024）揭示的，Singer 通過援引社會模型來區分"值得納入"與"值得排斥"的孤獨譜系者
- 損傷/殘障區分本身的質疑：批判殘障理論（尤其是 Tremain 的福柯路徑）進一步挑戰了社會模型的前提——論證損傷本身也是社會建構的，而非價值中立的生物學事實。這並非否定社會模型的政治效用，而是將其邏輯推向更深的認識論層面
值得注意的是，Oliver 本人始終強調社會模型是一個政治工具而非社會學理論——它旨在指向行動和變革，而非對殘障體驗提供全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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