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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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學範式（Pathology Paradigm）是 Walker (2014) 對將神經發育差異定義爲個體內部缺陷的傳統框架的命名。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5）進一步將其重新概念化爲常態範式（Normalcy Paradigm）——核心問題不在於承認精神或神經病理學本身，而在於將常態與健康混爲一談，從而將非典型性自動等同於病理學。

#術語辨析：病理學範式 vs 常態範式

Walker 的"病理學範式"有效地命名了醫學模型的核心操作——將差異建構爲病症。但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 指出，"病理學範式"這一術語可能產生誤導：它暗示運動的核心目標是否定一切精神/神經病理學的存在。實際上：

"克服常態範式並非要完全否定精神或神經病理學的概念……而是要克服對非典型性人羣的默認病理化（default pathologisation）。"

關鍵區分：

• 病理學範式（Walker）：強調醫學化的那一端——"將差異定義爲病症"
• 常態範式（Chapman & Fletcher-Watson）：揭示了更深層的機制——"將常態與健康綁定，從而任何偏離都被自動視爲病理"

常態範式同時運作於兩個層面：

• 科學層面：假設心理/神經功能存在一個受限的"正常"範圍，偏離該範圍 = 功能障礙 = 需要修復（如 "disorder" 語言、將腦差異解釋爲缺陷）
• 文化層面：神經殊異性被自動視爲悲劇或羞恥（如診斷後的家長悲傷、兒童因"怪異"被欺凌、影視中的刻板化表現）

兩個層面相互交織並相互強化——科學與文化範式必須同時轉變。

#常態範式的認識論結構

常態範式是一個認識論層面的概念，指向科學研究與文化中的根本性假設。它的核心操作是將"正常"等同於"健康"，將任何偏離常態的表現默認視爲病理性的。這個術語與 Nick Walker 所說的"病理學範式"指向同一個對象——區別僅在於術語策略：Walker 強調醫學化的那一端（"將差異定義爲病症"），而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 的"常態範式"揭示了更深層的認識論機制（"常態與健康的混同"）。

#歷史基礎與相對自主性

常態範式誕生並發展於現代資本主義和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之中，與標準化勞動力的需求密切相關（詳見歷史根源）。但在成爲一種範式之後，它便擁有了相對的穩定性，成爲一套被普遍內化的認知方式。其運作不需要每次都調用"資本主義生產需要標準勞動力"這個歷史前提——它作爲一種基本的認識框架、研究方法和文化預設，默認"偏離常態等於有病"。

這一"相對自主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它解釋了爲什麼僅改變經濟所有制（如蘇聯經驗）不足以終結常態範式——範式一旦形成，便嵌入文化、科學和制度之中，不會因經濟基礎的局部改變而自動消失。這也是爲什麼 Chapman 的馬克思主義框架強調：解放需要同時改變物質結構、科學範式和意識形態。

#核心特徵

• 將神經發育差異視爲需要治療的病理狀態
• 以"正常"爲參照標準，偏離標準即爲"異常"
• 關注個體缺陷，忽視社會和環境因素
• 追求"治癒"或"消除"差異
• 根本操作：將常態與健康混同 → 默認病理化

#歷史根源

Robert-Chapman 在 Chapman (2023) 中追溯了這一範式的完整歷史起源，將其定位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

#1. 古希臘：健康即和諧

• 希波克拉底傳統將健康視爲平衡/和諧——體內四種體液（血液、黏液、黃膽汁、黑膽汁）的協調，或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
• 全球多種傳統醫學（中醫、阿育吠陀）均持平衡觀，這一範式持續至 17 世紀
• 在此框架下，不存在"正常心率"或"正常智力"等概念——這對古代醫者是完全陌生的

#2. 笛卡爾（1641）：身體即機器

• 身體被重新概念化爲"機器"，健康 = 正常運轉。笛卡爾將健康/生病的身體比作製作精良/損壞的鐘表
• 這一隱喻最初被視爲異端——笛卡爾因哲學被譴責而逃亡。但到 19 世紀，它被廣泛接納
• 關鍵：Chapman 論證，機器隱喻被接受並非因爲科學必然性，而是因爲它自然化了資本主義的新等級制度——工人被簡化爲"活的機器"，根據生產力被評判爲運轉或損壞

#3.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

• 如 Vic Finkelstein 所論證：隨着機器和工作日標準化，理想工人同樣被標準化——不能操作機器的損傷被視爲不符合"規範"
• 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率先對被奴役勞動者實施科學管理——精密記錄和優化每個人的採摘效率，這種方法後來擴展至所有工人
• Marx（1867）最早觀察到：資本主義帶來了"人爲製造的轉變，將人類變成了僅僅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

#4. Quetelet（1835）：正常性的發明

Adolphe Quetelet 在《平均人》中首次將天文學的"誤差曲線"應用於人類：

• 發明了 BMI 公式，奠定了平均心率、正常肺活量等概念的基礎
• 將平均人等同於完美和道德良善——偏離平均 = "畸形"
• 這在政治上將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自然化爲人類理想。如 Lennard Davis 所言：Quetelet"爲中產階級提供了合理性"

#5. Galton：常態範式的奠基人

Chapman 將 Francis Galton（而非通常認爲的 Kraepelin）定位爲常態範式的真正創始人：

• 將 Darwin 的自然選擇與 Quetelet 的統計方法融合——"將同一定律應用於心智能力"
• 用中位數取代平均值——使高智商成爲最高等級（Quetelet 框架中極端值是不理想的）
• 創立優生學、心理測量學、行爲遺傳學。明確將生產力與優越性掛鉤："精力是勞動的能力……白癡則虛弱無力"
• 其研究本質上是將英國知識貴族的階級結構投射到自然之上（Donald Mackenzie）

#6. Kraepelin：範式進入精神病學

Emil Kraepelin 將 Galton 的範式引入精神病學，建立了至今仍主導的診斷分類體系。Chapman 論證高爾頓範式通過 Kraepelin 及其後繼者，至今仍在引導科學知識生產、公衆理解、政策制定及臨牀實踐——即使舊帝國秩序已崩塌

#關鍵區分：常態範式 ≠ 優生學

常態範式不一定承諾種族/物種的羣體改良。它只共享一個底層假設：心智能力可按層級排序，排名越高越理想。二戰後優生學教授只是更換部門——"優生學"變爲"遺傳學"——但底層範式未變

#與神經多樣性範式的對比

#二元比較

#Dwyer (2022) 四元比較：拒絕非此即彼

Dwyer (2022) 指出，將神經多樣性方法與醫學模型簡單對立是誤導性的——應當同時區別於強社會模型（聲稱殘障完全源於社會壓迫）：

Dwyer 的核心貢獻在於闡明：神經多樣性方法拒絕的是醫學模型與強社會模型的非此即彼——它與兩種極端都保持着關鍵距離。

#實證主義的三重問題：Botha (2025) 的科學哲學批判

Botha (2025) 從科學哲學層面系統分析了實證主義在孤獨譜系研究中的三重問題——這些不是抽象哲學討論，而是嵌入在實際研究實踐中的系統性問題：

#1. 生物本質主義與認識論暴力

實證主義將孤獨譜系本質化爲一種內在的、可客觀測量的生物性缺陷。這種本體論預設直接導致認識論暴力（epistemological violence）：孤獨譜系者的第一人稱知識被系統性排除於"科學"之外——因爲"客觀科學"只認可可量化的行爲指標，而孤獨譜系者的自陳被標記爲"主觀""不可靠"。

#2. 事實-價值鴻溝的虛假性

實證主義聲稱研究是價值中立的，但從定義（孤獨譜系是"障礙"）到干預目標（"正常化"行爲），價值判斷早已內置。孤獨譜系在研究的起點就被預設爲"病症"——這不是價值中立的結論，而是價值預設的起點。常態範式因此不是在"發現"病理——它是在製造病理。

#3. 方法論的單一性

實證主義偏重量化方法和 RCT，排斥不能約簡爲數字的體驗性知識。這意味着研究設計本身就是權力運作——它決定什麼問題是"可研究的"（researchable）、誰的回答算作"數據"、什麼形式的證據被承認爲"科學"。孤獨譜系者的體驗知識不是被"檢驗然後推翻"——它是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納入可被檢驗的範圍。

Botha 的這一分析直接解釋了爲何神經多樣性範式要求的不僅是內容上的範式轉變，更是認識論層面的範式轉變——改變"什麼算作知識"本身。

#Related

• 神經多樣性 — 常態範式所否認的生物學事實
• 神經多樣性範式 — 挑戰常態範式的新範式
• 神經規範性 — 常態範式在神經認知領域的政治與社會運作：常態範式是認識論基礎，神經規範性是其權力運作
• 去病理化 — 克服常態範式的核心政治操作：拒絕默認病理化
• 殘障模型 — 常態範式/醫學模型僅是多種殘障模型之一
• 神經殊異 — 被常態範式默認標記爲"病理"的個體
• Chapman (2023) — 詳細分析常態範式歷史的著作
• Botha (2025) — 批判實在論作爲超越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實證主義在孤獨譜系研究中的三重問題分析
• 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 "常態範式"術語的來源（第1章）
• Dwyer (2022) — 四元模型對比：醫學模型 vs 強社會模型 vs 神經多樣性方法
• 反精神病學 — 與神經多樣性的根本區別：後者挑戰的是默認病理化，而非全盤否定精神病學
• 神經多樣性與資本主義 — 常態範式與資本主義的共生關係
• 常態的發明 — 常態範式的歷史前提：Quetelet、Galton 與"正常"概念的社會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