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与融合教育史

创建:2026-11-18更新:2026-11-18

受教育权与融合教育史梳理残障学习者从教育排除、专门安置到平等参与的制度变迁,说明国际文件、中国随班就读政策与学校支持如何发展,以及入学权为何仍需转化为实际学习机会。

这段历史围绕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展开:谁被承认为能够学习的人,谁有权进入公共教育,学校需要怎样改变才能让不同学生共同学习。家长与残障者组织、教育工作者、法律和政策都参与了这些变化。下文以英国、美国的部分转折、国际文件及中国大陆的制度发展为线索;各地的进程与用语并不一致。

从能否入学到怎样参与学习:历史主线

受教育权涉及入学机会,也涉及教育内容、支持条件与学习者的决定权。

问题 教育排除与分流中的做法 权利诉求推动的改变
谁能上学 按残障类别、能力判断或机构身份排除部分儿童 将残障儿童纳入公共教育责任,承认其学习与发展的权利
在哪里学习 主要通过专门学校、特殊班或院舍提供教育 扩大普通学校入学机会,并讨论共同学习与专门支持的关系
学校怎样教学 由学生适应统一课程、进度和表达方式 调整课程、沟通、评价与校园环境,提供个别化支持
谁决定教育安排 主要由行政与专业人员评估、安置 建立家长参与、学生表达、复核与申诉渠道

这些变化经常相互重叠。一个教育系统可以扩大入学,同时继续依赖隔离安置;学校也可以接收学生,却让他们长期缺少合适课程与同伴参与。融合教育关注的正是这些制度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关系。

专门教育既打开机会,也形成边界

英国1978年《Warnock报告》第2章回顾,早期针对盲人、聋人及其他残障者的教育,多由私人和慈善机构提供,后来公共部门逐步承担责任。专门机构使部分原先缺乏机会的人获得教学与训练,但覆盖有限,教育、职业训练与收容之间的界线也不稳定。不同残障群体获得教育的时间与条件并不相同。

因此,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它积累了专门教学与支持资源,也建立了按类别分开的安置体系。理解这段历史,需要同时考察有没有教育可接受、教育质量如何,以及为何必须离开普通学校才能获得支持。参见《Warnock报告》第2章。

这也与常态的发明和残障权利运动史相连:学校如何规定正常进度、合格表现与“可教育性”,会影响哪些儿童被视为公共教育的对象。

1970年代的转折:公共责任与教育需要

美国:从被排除到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

Scotch与Sutton(2023)在残障权利运动的历史研究中回顾,自1940年代起,美国多地家长组织推动学校接收残障儿童;The Arc等团体在遭遇拒绝或敷衍后,通过诉讼争取公共教育。家长组织的长期行动推动了这些法律变化。与此同时,家长代为发声与残障者自我倡权也逐渐形成需要协调的关系。

美国教育部的IDEA历史报告(PDF)记载,1970年前后仍有大量残障儿童缺少公共教育机会。1975年《所有残障儿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EHA)将教育保障确立为联邦法律的重要任务;1990年修法后,该法更名为《残障者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

这一法律路径把几个相互配合的安排带入教育制度:

  • 免费且适当的公共教育(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FAPE):教育需要回应符合资格学生的个别需要。
  • 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把教育目标、服务和支持写成可讨论、实施与检视的安排。
  • 最少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LRE):强调与非残障同伴共同接受教育,并结合学生需要组织支持。
  • 家庭参与及程序保障:教育安排需要有家长参与和处理争议的途径。

这些制度把“是否愿意接收”推进为“负有什么教育责任”。LRE是美国法律框架中组织教育安置与支持的原则。1990年修法将孤独症列为独立教育资格类别之一,1997年进一步强调普通课程参与,说明进入学校之后,课程和学习结果仍需持续争取。参见美国教育部IDEA历史报告(PDF)。

英国:从残障分类转向特殊教育需要

《Warnock报告》(1978)提出,应关注儿童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何种帮助,而不只根据残障类别决定教育安排。“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EN)由此成为英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语言。

报告将需要识别、资源配置与普通学校支持联系起来,同时保留特殊学校的作用。相关讨论见报告第3、7、8章。

两条路径分别突出法律资格与教育需要,却提出了相似的后续问题:评估能否真正带来资源,支持能否随学生进入普通课堂,以及家庭能否影响决定。

国际发展:从政策宣言到条约义务

《萨拉曼卡宣言》的序言承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受教育权表述,以及1990年全民教育会议的承诺。融合教育由此与普遍教育权相连:问题在于,普遍使用的“人人”能否在制度和课堂中实际包括残障学习者。

1994年:普通学校也需要为差异而改革

1994年6月,萨拉曼卡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通过《萨拉曼卡宣言》及行动纲领,将回应学习者差异与全民教育联系起来。它将普通学校的课程、教学和支持制度纳入改革范围。

“Curricula should be adapted to children’s needs, not vice-versa.”(译文:“课程应当适应儿童的需要,而不是让儿童反过来适应课程。”)

——《萨拉曼卡行动纲领》(1994),第28段。UNESCO原文

这句话把课程本身放进改革范围。文件也讨论额外教学支持、教师准备及家庭社区参与。《宣言》提出政策方向,后来的公约进一步确立了缔约国的义务。

2006—2008年:融合教育进入国际人权条约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公约于2008年5月3日生效。第24条要求缔约国保障各级融合教育与终身学习,涵盖不因残障被排除于普通教育体系、合理便利、体系内支持,以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领域。参见公约第24条及通过与生效记录。

“an inclusive education system at all levels”(译文:“各级融合教育体系”)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4条第1款,节引。

条约把融合与反歧视、平等机会及公共责任相联系。第24条同时重视盲文、替代沟通和聋人社群的语言认同,说明共同教育需要落实到可使用的语言与沟通条件。

2016年:区分排除、隔离、整合与融合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通过第4号一般性意见解释公约中的融合教育要求,其中第11段区分四种状态:

用语 主要含义
排除(exclusion) 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学习者获得教育
隔离(segregation) 在与非残障学生分离的环境中提供教育
整合(integration) 进入现有普通教育机构,但主要要求学生适应既有标准
融合(inclusion) 通过课程、教学、组织与制度改革消除参与障碍

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按顺序经历这四个制度阶段,各国也尚未完全落实公约。一般性意见将提供合理便利列为立即适用的义务,并要求让学习者参与支持安排的检视(第31、33段)。

中国大陆:随班就读与支持体系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路径与普及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资源建设和普通学校接收责任相互交织。“随班就读”是重要制度形式,其实施质量需要结合学校条件和教学支持判断。

时间 制度节点 主要意义
1986年 《义务教育法》通过 为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法律框架
1994年 《残疾人教育条例》发布;国家教委推广随班就读试行办法 扩展残障儿童教育安排,并在全国推广普通班就读路径
2006年 《义务教育法》修订 第19条明确普通学校接收及提供帮助的责任
2017年 《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5月1日施行 写入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及相关支持安排
2020年 教育部发布加强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将个别化教学、资源支持、教师能力和督导纳入制度要求
2022年公开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将融合、质量、学段衔接与支撑能力联系起来
2026年 “十五五”行动计划发布 延续机会与质量议程,加强资源、师资、升学衔接及孤独症教育支持

从普及教育到普通学校的接收责任

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通过,为儿童受教育权提供了专门法律基础。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发布;《中国教育报》的《推进融合教育的“江苏答卷”》还记载,同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向全国推广这一办学形式。

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第19条要求普通学校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障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接收责任与这一能力限定同时存在,反映了普及教育与分类安排并行的制度路径。

2017年:优先普通教育,同时保留多种安置

2017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3条明确提出:

“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

——《残疾人教育条例》(2017年修订),第3条。政府公布文本

条例同时保留普通学校、具有支持资源的指定普通学校、特殊学校及送教等安排,并规定资源教室、专业人员、课堂参与和争议处理。普通教育优先与多种教育安置由此并行。

中国条例采用普通教育优先、分类安置并行的安排,公约委员会则强调推动整个教育体系的融合改革。这一差异引出几个问题:普通学校的支持如何扩展,评估如何考虑学校条件,以及资源不足是否会被转化为学生“不适合”的结论。

2020年:从接收入学推进到教学与支持质量

教育部《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承认,随班就读仍存在机制、保障条件和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文件要求开展评估,调整教学与评价,制定个别化教育教学方案,并加强资源和教师支持。

这一节点的意义在于:接收之后怎样教学,被进一步明确为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文件以“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障儿童为随班就读对象,将课程安排、评价方式和参与条件纳入教学质量要求。

2022—2026年:机会、质量与学段衔接并行

“十四五”行动计划于2021年底成文、2022年公开,将学段拓展、融合与支撑能力联系起来,并明确能够入校就读的儿童不纳入送教上门范围。2026年“十五五”行动计划继续部署资源、师资和升学衔接。

两份计划均涉及孤独症教育,同时推进专门资源与普通学校支持。2026年文件还探索助教陪读的准入和质量保障。普通学校支持与专门资源建设继续并行发展。规划的落实情况,可以从支持覆盖范围、教学质量和学生实际参与的变化来考察。

权利写入文件之后,哪些问题仍需解决

专业支持与安置地点是两个相连的问题

特殊教育积累的沟通、教学与辅助技术知识,可以支持普通学校改革。UNICEF(2026)讨论的资源中心和巡回支持路径,正是将专门能力带入更广泛的学校网络。

资源中心与巡回支持的成效,取决于支持是否到达课堂、普通教师是否有合作时间、学生是否参与共同课程与活动,以及高支持需求学生能否持续获得所需帮助。对手语使用者等群体,共同教育也必须落实语言和文化参与条件。

入学率之外,还要看学习、关系与支持负担

入学与学籍是重要起点,后续还包括持续出勤、可理解的课程、表达所学的方式、同伴关系及升学机会。Kefallinou等(2020)综述将融合教育的结果与学校文化、课堂教学及家庭社区协作联系起来。

UNICEF(2026)进一步把态度、教师准备、交通、材料和经费放在同一框架中。若必要支持主要依赖个别教师额外劳动或家庭补位,纸面权利就难以稳定地转化为日常机会。

学习者需要参与教育决定

教育权的主体是学习者。家长参与与专业评估有其作用,学生对沟通、感官环境、课程和同伴关系的经验也应进入决定。公约委员会的解释要求残障者参与政策,并让学生参与个别化支持的检视。

神经多样性教育把这一问题带到学校如何评价注意、交流和行为差异的讨论中;Dwyer等(2023)则将其延伸至高校制度与神经殊异者参与。受教育权的历史因而持续追问:学校怎样提供学习机会,也怎样让学习者影响教育本身。

相关概念

  • 融合教育 — 教育参与、实施证据与日常实践;本页提供制度发展的历史线索
  • 神经多样性教育 — 学习差异、肯定式支持与学校制度
  • 残障权利运动史 — 组织行动、公民权利与法律落实的背景
  • 常态的发明 — 学校中的能力、进度与正常标准如何成为分类依据
  • 残障模型 — 教育差异可被理解为缺陷、环境障碍或权利问题
  • 神经规范性 — 哪些学习与沟通方式被学校当作默认标准
  • 知识不正义 — 学生经验在评估与教育决定中是否得到承认

相关文献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