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權與融合教育史

創建:2026-11-18更新:2026-11-18

受教育權與融合教育史梳理殘障學習者從教育排除、專門安置到平等參與的制度變遷,說明國際文件、中國隨班就讀政策與學校支持如何發展,以及入學權爲何仍需轉化爲實際學習機會。

這段歷史圍繞三個相互聯繫的問題展開:誰被承認爲能夠學習的人,誰有權進入公共教育,學校需要怎樣改變才能讓不同學生共同學習。家長與殘障者組織、教育工作者、法律和政策都參與了這些變化。下文以英國、美國的部分轉折、國際文件及中國大陸的制度發展爲線索;各地的進程與用語並不一致。

從能否入學到怎樣參與學習:歷史主線

受教育權涉及入學機會,也涉及教育內容、支持條件與學習者的決定權。

問題 教育排除與分流中的做法 權利訴求推動的改變
誰能上學 按殘障類別、能力判斷或機構身份排除部分兒童 將殘障兒童納入公共教育責任,承認其學習與發展的權利
在哪裏學習 主要通過專門學校、特殊班或院舍提供教育 擴大普通學校入學機會,並討論共同學習與專門支持的關係
學校怎樣教學 由學生適應統一課程、進度和表達方式 調整課程、溝通、評價與校園環境,提供個別化支持
誰決定教育安排 主要由行政與專業人員評估、安置 建立家長參與、學生表達、複覈與申訴渠道

這些變化經常相互重疊。一個教育系統可以擴大入學,同時繼續依賴隔離安置;學校也可以接收學生,卻讓他們長期缺少合適課程與同伴參與。融合教育關注的正是這些制度與日常實踐之間的關係。

專門教育既打開機會,也形成邊界

英國1978年《Warnock報告》第2章回顧,早期針對盲人、聾人及其他殘障者的教育,多由私人和慈善機構提供,後來公共部門逐步承擔責任。專門機構使部分原先缺乏機會的人獲得教學與訓練,但覆蓋有限,教育、職業訓練與收容之間的界線也不穩定。不同殘障羣體獲得教育的時間與條件並不相同。

因此,特殊教育的發展具有雙重意義:它積累了專門教學與支持資源,也建立了按類別分開的安置體系。理解這段歷史,需要同時考察有沒有教育可接受、教育質量如何,以及爲何必須離開普通學校才能獲得支持。參見《Warnock報告》第2章。

這也與常態的發明和殘障權利運動史相連:學校如何規定正常進度、合格表現與“可教育性”,會影響哪些兒童被視爲公共教育的對象。

1970年代的轉折:公共責任與教育需要

美國:從被排除到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

Scotch與Sutton(2023)在殘障權利運動的歷史研究中回顧,自1940年代起,美國多地家長組織推動學校接收殘障兒童;The Arc等團體在遭遇拒絕或敷衍後,通過訴訟爭取公共教育。家長組織的長期行動推動了這些法律變化。與此同時,家長代爲發聲與殘障者自我倡權也逐漸形成需要協調的關係。

美國教育部的IDEA歷史報告(PDF)記載,1970年前後仍有大量殘障兒童缺少公共教育機會。1975年《所有殘障兒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EHA)將教育保障確立爲聯邦法律的重要任務;1990年修法後,該法更名爲《殘障者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

這一法律路徑把幾個相互配合的安排帶入教育制度:

  • 免費且適當的公共教育(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FAPE):教育需要回應符合資格學生的個別需要。
  • 個別化教育計劃(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把教育目標、服務和支持寫成可討論、實施與檢視的安排。
  • 最少限制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LRE):強調與非殘障同伴共同接受教育,並結合學生需要組織支持。
  • 家庭參與及程序保障:教育安排需要有家長參與和處理爭議的途徑。

這些制度把“是否願意接收”推進爲“負有什麼教育責任”。LRE是美國法律框架中組織教育安置與支持的原則。1990年修法將孤獨症列爲獨立教育資格類別之一,1997年進一步強調普通課程參與,說明進入學校之後,課程和學習結果仍需持續爭取。參見美國教育部IDEA歷史報告(PDF)。

英國:從殘障分類轉向特殊教育需要

《Warnock報告》(1978)提出,應關注兒童在學習過程中需要何種幫助,而不只根據殘障類別決定教育安排。“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EN)由此成爲英國教育改革的重要語言。

報告將需要識別、資源配置與普通學校支持聯繫起來,同時保留特殊學校的作用。相關討論見報告第3、7、8章。

兩條路徑分別突出法律資格與教育需要,卻提出了相似的後續問題:評估能否真正帶來資源,支持能否隨學生進入普通課堂,以及家庭能否影響決定。

國際發展:從政策宣言到條約義務

《薩拉曼卡宣言》的序言承接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受教育權表述,以及1990年全民教育會議的承諾。融合教育由此與普遍教育權相連:問題在於,普遍使用的“人人”能否在制度和課堂中實際包括殘障學習者。

1994年:普通學校也需要爲差異而改革

1994年6月,薩拉曼卡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會通過《薩拉曼卡宣言》及行動綱領,將回應學習者差異與全民教育聯繫起來。它將普通學校的課程、教學和支持制度納入改革範圍。

“Curricula should be adapted to children’s needs, not vice-versa.”(譯文:“課程應當適應兒童的需要,而不是讓兒童反過來適應課程。”)

——《薩拉曼卡行動綱領》(1994),第28段。UNESCO原文

這句話把課程本身放進改革範圍。文件也討論額外教學支持、教師準備及家庭社區參與。《宣言》提出政策方向,後來的公約進一步確立了締約國的義務。

2006—2008年:融合教育進入國際人權條約

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12月13日通過《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公約於2008年5月3日生效。第24條要求締約國保障各級融合教育與終身學習,涵蓋不因殘障被排除於普通教育體系、合理便利、體系內支持,以及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等領域。參見公約第24條及通過與生效記錄。

“an inclusive education system at all levels”(譯文:“各級融合教育體系”)

——《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4條第1款,節引。

條約把融合與反歧視、平等機會及公共責任相聯繫。第24條同時重視盲文、替代溝通和聾人社羣的語言認同,說明共同教育需要落實到可使用的語言與溝通條件。

2016年:區分排除、隔離、整合與融合

殘疾人權利委員會通過第4號一般性意見解釋公約中的融合教育要求,其中第11段區分四種狀態:

用語 主要含義
排除(exclusion) 直接或間接地阻止學習者獲得教育
隔離(segregation) 在與非殘障學生分離的環境中提供教育
整合(integration) 進入現有普通教育機構,但主要要求學生適應既有標準
融合(inclusion) 通過課程、教學、組織與制度改革消除參與障礙

並非所有國家都會按順序經歷這四個制度階段,各國也尚未完全落實公約。一般性意見將提供合理便利列爲立即適用的義務,並要求讓學習者參與支持安排的檢視(第31、33段)。

中國大陸:隨班就讀與支持體系的發展

中國大陸的路徑與普及義務教育、特殊教育資源建設和普通學校接收責任相互交織。“隨班就讀”是重要制度形式,其實施質量需要結合學校條件和教學支持判斷。

時間 制度節點 主要意義
1986年 《義務教育法》通過 爲九年義務教育建立專門法律框架
1994年 《殘疾人教育條例》發佈;國家教委推廣隨班就讀試行辦法 擴展殘障兒童教育安排,並在全國推廣普通班就讀路徑
2006年 《義務教育法》修訂 第19條明確普通學校接收及提供幫助的責任
2017年 《殘疾人教育條例》修訂,5月1日施行 寫入積極推進融合教育、優先採取普通教育方式及相關支持安排
2020年 教育部發布加強隨班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 將個別化教學、資源支持、教師能力和督導納入制度要求
2022年公開 “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 將融合、質量、學段銜接與支撐能力聯繫起來
2026年 “十五五”行動計劃發佈 延續機會與質量議程,加強資源、師資、升學銜接及孤獨症教育支持

從普及教育到普通學校的接收責任

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通過,爲兒童受教育權提供了專門法律基礎。1994年《殘疾人教育條例》發佈;《中國教育報》的《推進融合教育的“江蘇答卷”》還記載,同年國家教委頒佈《關於開展殘疾兒童少年隨班就讀工作的試行辦法》,向全國推廣這一辦學形式。

2006年修訂後的《義務教育法》第19條要求普通學校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殘障適齡兒童、少年隨班就讀,併爲其學習、康復提供幫助。接收責任與這一能力限定同時存在,反映了普及教育與分類安排並行的制度路徑。

2017年:優先普通教育,同時保留多種安置

2017年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第3條明確提出:

“優先採取普通教育方式”

——《殘疾人教育條例》(2017年修訂),第3條。政府公佈文本

條例同時保留普通學校、具有支持資源的指定普通學校、特殊學校及送教等安排,並規定資源教室、專業人員、課堂參與和爭議處理。普通教育優先與多種教育安置由此並行。

中國條例採用普通教育優先、分類安置並行的安排,公約委員會則強調推動整個教育體系的融合改革。這一差異引出幾個問題:普通學校的支持如何擴展,評估如何考慮學校條件,以及資源不足是否會被轉化爲學生“不適合”的結論。

2020年:從接收入學推進到教學與支持質量

教育部《關於加強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階段隨班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承認,隨班就讀仍存在機制、保障條件和教師專業能力不足。文件要求開展評估,調整教學與評價,制定個別化教育教學方案,並加強資源和教師支持。

這一節點的意義在於:接收之後怎樣教學,被進一步明確爲學校與教育行政部門的責任。文件以“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殘障兒童爲隨班就讀對象,將課程安排、評價方式和參與條件納入教學質量要求。

2022—2026年:機會、質量與學段銜接並行

“十四五”行動計劃於2021年底成文、2022年公開,將學段拓展、融合與支撐能力聯繫起來,並明確能夠入校就讀的兒童不納入送教上門範圍。2026年“十五五”行動計劃繼續部署資源、師資和升學銜接。

兩份計劃均涉及孤獨症教育,同時推進專門資源與普通學校支持。2026年文件還探索助教陪讀的准入和質量保障。普通學校支持與專門資源建設繼續並行發展。規劃的落實情況,可以從支持覆蓋範圍、教學質量和學生實際參與的變化來考察。

權利寫入文件之後,哪些問題仍需解決

專業支持與安置地點是兩個相連的問題

特殊教育積累的溝通、教學與輔助技術知識,可以支持普通學校改革。UNICEF(2026)討論的資源中心和巡迴支持路徑,正是將專門能力帶入更廣泛的學校網絡。

資源中心與巡迴支持的成效,取決於支持是否到達課堂、普通教師是否有合作時間、學生是否參與共同課程與活動,以及高支持需求學生能否持續獲得所需幫助。對手語使用者等羣體,共同教育也必須落實語言和文化參與條件。

入學率之外,還要看學習、關係與支持負擔

入學與學籍是重要起點,後續還包括持續出勤、可理解的課程、表達所學的方式、同伴關係及升學機會。Kefallinou等(2020)綜述將融合教育的結果與學校文化、課堂教學及家庭社區協作聯繫起來。

UNICEF(2026)進一步把態度、教師準備、交通、材料和經費放在同一框架中。若必要支持主要依賴個別教師額外勞動或家庭補位,紙面權利就難以穩定地轉化爲日常機會。

學習者需要參與教育決定

教育權的主體是學習者。家長參與與專業評估有其作用,學生對溝通、感官環境、課程和同伴關係的經驗也應進入決定。公約委員會的解釋要求殘障者參與政策,並讓學生參與個別化支持的檢視。

神經多樣性教育把這一問題帶到學校如何評價注意、交流和行爲差異的討論中;Dwyer等(2023)則將其延伸至高校制度與神經殊異者參與。受教育權的歷史因而持續追問:學校怎樣提供學習機會,也怎樣讓學習者影響教育本身。

相關概念

  • 融合教育 — 教育參與、實施證據與日常實踐;本頁提供製度發展的歷史線索
  • 神經多樣性教育 — 學習差異、肯定式支持與學校制度
  • 殘障權利運動史 — 組織行動、公民權利與法律落實的背景
  • 常態的發明 — 學校中的能力、進度與正常標準如何成爲分類依據
  • 殘障模型 — 教育差異可被理解爲缺陷、環境障礙或權利問題
  • 神經規範性 — 哪些學習與溝通方式被學校當作默認標準
  • 知識不正義 — 學生經驗在評估與教育決定中是否得到承認

相關文獻

外部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