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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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模型（Models of Disability）是理解和回应残障的不同理论框架。每种模型都对"残障是什么""残障的原因在哪里""应该如何应对残障"给出了不同回答。神经多样性范式 从残障研究中汲取了关键理论资源，尤其是社会模式和关系模型。

#各模型概览

#道德/宗教模型

在前现代时期占主导地位。残障被理解为超自然力量的结果——神灵的惩罚、业报、或道德成长的契机。被 医学模型 所取代，但其残余（如将残障视为"励志故事"）依然存在。

#医学模型（个体模型）

详见 病理学范式。

核心主张：身体或心智的损伤（impairment）或功能障碍是疾病或残障的原因。应对残障意味着预防、治疗或治愈潜在的损伤。

积极贡献： - 相对于道德模型是重大进步——将残障去污名化为"道德失败" - 疫苗、抗生素、外科手术等极大减少了人类痛苦，延长了平均寿命

关键局限（Chapman & Fletcher-Watson 在 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中指出）： - 将残障框定为内在的悲剧——在无有效治疗时尤其有害，导致残障者被视为劣等或怜悯对象 - 残障者取得成就时被标定为"励志"——残障权利倡导者一贯拒绝这一框架 - 过度关注缺陷导致忽视许多神经殊异性形式的积极面向 - 最坏情况（相当常见）：神经殊异者与神经典型者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自动被归类为神经殊异者的缺陷 - 去政治化：残障者面临的关键问题主要来自社会排斥、歧视和障碍，医学模型对此视而不见

#社会模式

详见 残障的社会模式

1970年代英国残障活动家提出。核心区分：损伤（impairment，身体或心智的生物学差异）≠ 残障（disability，社会排斥和障碍的产物）。残障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压迫。

社会模式是神经多样性运动在1990年代汲取的关键理论工具之一——使孤独谱系群体认识到感官痛苦和社交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环境偏向神经典型的设计。

#关系模型（互动模型）

部分残障者认为社会模式忽视了损伤本身的负面效应，部分人认为医学模型更契合他们的体验。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 / interactional model）试图提供中间地带：

• 拒绝"残障要么源于个体（医学模型）要么源于社会（社会模式）"的二元对立
• 将残障视为个体身心与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
• 不同个体的残障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个体因素 vs 环境因素各有不同
• 为更广泛的残障类型提供更灵活的解释空间

Dwyer (2022) 在此传统上提出了互动主义/生态神经多样性方法——基于 Chapman (2021b) 的生态模型和斯堪的纳维亚互动主义残障模型（Gustavsson 2004; Tøssebro 2004）：

• 干预选择不取决于"残障的根本原因"，而取决于哪种方式最能提升生活质量
• 可以在个体层面进行（如 ADHD 调节性药物）、通过改变环境（如移除干扰因素）、或两者结合
• 核心限定：允许教授适应性技能和缓解困难，但禁止以正常化或治愈为目标的干预
• 神经殊异个体应拥有关键发言权——只要能够表达意愿，其选择应被尊重

Bölte 等 (2021) 提出了另一条中间路径：以 WHO 的《国际功能、残障和健康分类》（ICF）作为神经多样性中间立场的基础——ICF 同时识别了身体和环境因素，超过 1600 个类别提供了极为全面的实践框架。

一些理论家补充了"损伤效应"（impairment effects）概念——即使将残障视为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仍可承认损伤效应的客观存在。

Srinivasan (2025) 进一步将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和关系性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引入残障模型讨论——批判"独立性作为黄金标准"排斥了需要实质性支持的群体。关系性自主主张：所有人的自主都是在关系中实现的，而非原子化个体的属性。这一视角将需要照护的神经殊异者完整纳入政治主体地位，而非将依赖贬低为自主的对立面。

神经多样性运动同时受到社会模式和关系模型的影响，两者都与神经多样性范式兼容（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肯定模式

详见 残障肯定模式

Swain & French（2000）提出。拒绝"个人悲剧"叙事，主张残障作为积极身份和集体文化认同。与神经多样性运动中的孤独谱系骄傲（Autistic Pride）、疯狂骄傲（Mad Pride）等高度一致。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WHO《国际功能、残障和健康分类》（ICF）采用。整合生物学（身体功能与结构）、心理学（个体因素）和社会学（环境因素）三个维度。试图提供比医学模型和社会模式都更全面的框架，但因缺乏政治批判维度而被批评为过于折中。

Srinivasan (2025) 在 ND 2.0 中将 ICF 和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明确整合为医学-社会桥梁：在拒绝"修复"神经类型的生物医学叙事的同时，认真对待共现医学问题（癫痫、胃肠问题、慢性疼痛）——提供了一条既不回归医学模型、又不否认医学问题真实性的中间路径。

#少数群体模型

将残障者视为受压迫的社会少数群体——类似于种族或性取向少数群体。少数压力（minority stress）概念直接源于这一视角：残障者不仅承受歧视和偏见驱动的攻击，还因"异于多数"本身而持续承受压力。

识别少数压力的体验和影响，是推动神经殊异者解放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直接从将残障者重新定义为社会少数群体的社会模式中流出（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与神经多样性范式的关系

神经多样性范式并非凭空产生——它汲取并转化了上述模型的洞见：

#Related

• 神经多样性 — 残障模型为理解神经多样性提供理论根基
• 神经多样性范式 — 残障模型为 ND 范式提供关键理论资源
• 残障的社会模式 — 神经多样性运动最关键的理论资源
• 残障肯定模式 — 与神经多样性肯定立场高度一致
• 病理学范式 — 被挑战的传统医学模型
• 去病理化 — 残障模型之争在神经多样性中的核心应用
• 神经殊异 — 残障模型的直接应用对象
• 神经典型 — 作为"默认正常"参照的群体——残障模型的政治意义在于质疑这一默认
• 神经多样性运动 — 残障模型为运动提供理论武器
• 神经少数 — 少数群体模型在神经多样性中的体现
• 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5) — 本章核心来源（第2章）
• 神经多样性与残障 — ND 与残障政治的核心张力与整合
• Srinivasan (2025) — ND 2.0 整合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与 ICF 为医学-社会桥梁
• May (2025) — 人格特质模型：批判少数群体地位类比（神经殊异性不同于种族/性取向——无压迫环境中也可能产生功能性困难）
• Pellicano & den Houting (2022) — 医学模型三大局限的系统批判：过度聚焦缺陷、个体中心主义、视角狭隘
• Ne'eman (2021) — 行为定义残障时的结果测量伦理：医学模型通过测量工具（如 CYBOCS-ASD）将正常化目标操作化为"症状严重性"评分
• Rosqvist et al. (2020) — 第 4 章（Chapman）引入 Barnes 价值中立模型、第 5 章（Jurgens）生成主义与社会模型整合、第 12 章（Hipólito 等）拒绝脑限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