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的社会模型

残障的社会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是将社会组织造成的限制、排斥与压迫作为残障分析和集体行动对象的框架。它区分个人的损伤（impairment）与社会施加的残障（disability），把建筑、交通、教育、劳动、服务及文化中的障碍纳入改变范围。这一框架形成于英国残障行动者的集体实践，经Mike Oliver等人发展，用于争取参与权利、改变服务和重新分配决定权。

社会模型使人们能够将具体困难与制度安排联系起来，追问哪些环境和规则限制参与、谁有权改变这些安排，以及资源应如何投入。它也是神经多样性范式分析神经规范性与社会排斥的重要理论资源（Chapman 与 Fletcher-Watson，2026）。

#起源

#UPIAS与《残障基本原则》

20世纪70年代，英国身体损伤者反隔离联盟（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UPIAS）将残障者的隔离和社会参与问题组织成政治议题。UPIAS与Disability Alliance于1975年11月举行讨论，会议摘要和双方评论收录于1976年出版的《残障基本原则》。

UPIAS在文中以如下表述阐明其立场：

在我们看来，是社会在残障（disable）身体有损伤的人。残障是施加于我们损伤之上的某种东西，它不必要地将我们隔离和排斥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之外。因此残障者（disabled people）是这个社会中一个被压迫的群体。

讨论同时涉及收入、就业、住房、交通和教育，以及专业人员如何支持当事者掌握自己的生活。社会障碍与参与决定权从一开始就相互联系。

#Mike Oliver的概念化与应用

Oliver（2004）回顾，社会模型建立在UPIAS的集体思想之上。他将其用于社会工作者培训和残障平等培训，并在1983年的《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中向更广泛读者介绍。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模型承担了把思想转化为实践的作用：专业工作需要识别和改变限制参与的环境、组织和文化，残障者则应参与决定服务与改革的方向。更广泛的组织与行动历史见残障权利运动史。

#损伤与残障的区分

UPIAS早期定义针对身体损伤及其社会处境；后续讨论逐渐把分析范围扩展至感官、认知和精神等差异。其区分提供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察对象：

例如，行动方式与只有台阶的入口可以分别考察；当建筑提供适用的通道时，进入建筑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同样，就业机会也受到交通、教育、工作安排和社会评价的共同影响。模型通过这一区分，将原先容易归给个人的参与困难转化为能够由组织和公共制度回应的问题。

“损伤”如何分类，以及它与残障应怎样划分，后来也成为残障研究的讨论对象。《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梳理了对损伤是否具有中立生物学边界、身体与社会因素能否清楚分离的不同分析。相关定义与理论见残障的哲学定义和批判性残障理论。

#社会障碍、资源与决定权

#从单一障碍到制度联系

Oliver（2004）强调，应把具体障碍放进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理解。就业排斥涉及岗位与劳动市场，也涉及交通、教育和文化；同样，一项服务能否被使用，取决于多个参与条件能否连在一起。

因此，社会模型中的改变包括建筑和交通的可及性，也包括教育与工作安排、福利和服务的获取方式，以及文化中对残障者的评价。分析的对象从一处设施或一个人的表现延伸至维持排斥的相互关联的安排。

#调整责任与资源投入

Oliver关注资源在个人适应和环境改变之间怎样分配。他认为，当政策主要投入训练个人适应既定工作方式时，劳动组织和环境障碍便容易继续存在；改变环境则可能同时扩大多个群体的参与机会。他也承认医疗、康复、教育和就业等个体支持的实际作用。

这使资源配置成为政治问题：公共机构和服务提供者应承担哪些改变责任，哪些障碍被优先处理，以及已有服务是否支持当事者希望实现的生活。对社会障碍的分析由此能够与个人选择的支持并行展开。

#当事者参与与服务控制

UPIAS强调当事者掌握生活、建立独立而民主的组织，以及专业人员支持这种控制权。Oliver也将残障者组织的发言权视为落实社会模型的重要条件。

这一方向把残障者定位为能够共同定义问题和决定行动的参与者，影响服务如何设计、谁评价其成效，以及研究采用哪些问题和经验。研究中的相关实践见神经多样性与民主研究与参与式行动研究。

#损伤效应

损伤效应（impairment effects）指与个人身心状况相关的直接活动限制或不适体验。围绕疼痛、疲劳和其他具身经验的讨论，使残障研究进一步考察：哪些需要可以通过社会改变得到回应，哪些仍需持续的照护和个人支持。

Chapman与Fletcher-Watson（2026）介绍了两类回应：一些作者在保留社会模型政治分析的同时承认损伤效应；另一些作者发展关系或互动取向，把个体身心与环境共同纳入对残障的解释。这些路径使社会参与、具身体验与照护需要能够进入同一讨论。身份与文化上的肯定另见残障肯定模型。

#社会归因与互动主义

Dwyer（2022）把残障全部归于社会回应的立场称为“强社会模型”，并讨论其用于神经发育差异时的解释范围。他提出的互动主义／生态路径，将个体特征和环境放在一起分析，主张依据生活质量和当事者偏好选择支持的方向。

“强”“弱”社会模型、社会关系模型和互动主义在不同文献中承担不同的分类作用。它们分别涉及社会归因的范围、损伤效应与社会限制的关系，以及身心和环境如何共同形成活动条件。具体论述需结合作者的定义理解；各模型的总览见残障模型。

Oliver（2004）则着重说明社会模型作为行动框架的用途：把注意力和资源转向集体性的社会障碍。身体经验、残障成因及具体支持的理论讨论，可以与这一政治用途相互联系。由此，选择某种模型，也涉及研究和行动希望回答什么问题。

#在神经多样性中的应用

Chapman与Fletcher-Watson（2026）把社会模型的影响概括为对参与条件的重新审视。例如，课堂对书写、文本或考试时间的安排，会影响阅读障碍者的学习条件；工作场所的感官环境和交往规则，也会影响神经殊异者的参与机会。

这一分析将神经规范性转化为可以具体考察和改变的制度问题：哪些认知与行为方式成为默认，哪些人需要持续承担适应工作，以及环境如何容纳不同的学习、沟通和活动方式。社会模型也支持把残障者理解为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权利的群体，连接社群文化、自我倡权和公共行动。

在此基础上，神经多样性相关作者发展了多种社会与关系取向。它们对社会障碍的重视，与对具体支持目标、当事者决定权和生活质量的讨论共同发展。神经多样性与残障身份、诊断及支持体系的关系见神经多样性与残障；生产组织和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见神经多样性与资本主义与神经殊异马克思主义。

#社群研究中的模型用法

Dwyer等（2025）对504名孤独谱系及相关社群成人开展混合方法研究，结合量化态度与开放回答考察人们怎样理解模型。研究者将赞同社会模型、且以纯社会原因描述残障的参与者归为“强”社会模型组。

该组总体支持社会改革、支持性环境和福祉目标，也对适应技能教学及抑郁、癫痫的治疗持较积极态度。作者据此讨论，关于社会原因的表述与具体支持目标之间具有更复杂的关系，需要结合当事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理解模型用法。

研究在多重比较校正后未检出“强”“弱”组在所测干预态度上的显著差异。作者提醒，“弱”组人数较少；样本也主要来自富裕英语国家、以白人和高学历者为主，高支持需要者较少。这项研究为模型在该社群样本中的用法提供了证据。

#Related

#相关概念

• 残障模型 — 各模型的关注问题与发展路径
• 残障的哲学定义 — 损伤、社会回应及残障边界
• 残障肯定模型 — 具身经验、身份与文化肯定
• 残障权利运动史 — 社会模型形成的组织与行动背景
• 神经规范性 — 认知标准怎样组织参与条件
• 神经多样性范式 — 社会与关系取向的应用
• 神经多样性与残障 — 身份、诊断及支持问题
• 神经多样性与民主研究 — 当事者参与知识生产
• 参与式行动研究 — 社群共同研究与行动
• 批判性残障理论 — 对损伤分类及社会权力的进一步分析
• 神经多样性与资本主义 — 劳动组织与资源分配
• 神经殊异马克思主义 — 政治经济与集体解放

#相关文献

• ChapmanFletcherWatson2026 — 社会模型、损伤效应与神经多样性
• Dwyer2022 — 社会模型的讨论与互动主义方案
• Dwyer2025 — 社群如何使用模型并评价支持目标的混合方法研究

#作者

• Robert Chapman、Sue Fletcher-Watson — 神经多样性中的社会与关系取向
• Patrick Dwyer — 互动主义与社群模型用法研究

#外部链接

• UPIAS与Disability Alliance：《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 1975年讨论及双方评论，1976年出版
• Oliver（2004）：The Social Model in Action: If I Had a Hammer — 起源、实践和理论讨论
•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Disability: Definitions and Models — 模型与定义的哲学分析
• Dwyer（2022）原文 — 神经多样性方法与互动主义
• Dwyer等（2025）原文 — 社群观点与支持目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