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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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正義(Disability Justice, DJ)是一個跨殘障(感官、智力、心理健康/精神、神經多樣性、肢體/行動、學習等)的框架,它重視無障礙、自決權以及對差異的預期。
正如寫作者 Naomi Ortiz 所定義:“殘障正義是一個跨殘障框架,它重視無障礙、自決權和對差異的預期。對差異的預期意味着我們期待在殘障、身份和文化方面存在差異。這是一個自我關懷、反思和深入討論的空間。”
殘障正義重新定義了關於生產力、吸引力以及人類生命價值的觀念。它不僅挑戰何爲“正常”的標準,還通過踐行相互依存的價值與行動,應對人對脆弱性的恐懼。
殘障正義在個人、文化和社會層面均有實踐。它要求我們不僅要考慮自己擁有什麼權利,還要考慮自己承擔着什麼責任。這意味着關注點從圍繞制度和態度的教育與倡導,擴展到與其他受壓迫羣體合作,通過自我教育,創造能夠服務於每個人的解決方案和社區力量。
權利 vs 正義
殘障正義框架對“權利”和“正義”做出了區分:
| 維度 | 權利(Rights) | 正義(Justice) |
|---|---|---|
| 來源 | 掌權者可以賦予你的——法律 | 無法被剝奪的東西——價值觀、身份認同、明確的盟友、獲取資源的權利 |
| 權力基礎 | 個人權力 | 社區力量 |
| 焦點 | 在現有制度內爭取個人法律保護 | 轉變根本價值觀和權力關係,創造新的社區結構 |
過去,“爲個人權利而戰”是殘障羣體團結一致的基礎。殘障正義並不否定爭取權利——它將其擴展,主張在爭取權利的同時,需要更新殘障羣體工作的根基。
兩種含義
“殘障正義”一詞在學術和行動主義話語中有兩種不同的用法:
- 作爲運動框架(本頁主要含義):由殘障活動家集體於 2009 年系統闡述、Patty Berne 等人發展爲十大原則的跨殘障框架——涵蓋自決權、相互依存、集體解放等核心價值觀,是一種替代以權利爲中心的殘障倡導的新範式
- 作爲分析概念:Piepzna-Samarasinha (2018) 將殘障正義定義爲社會被呼籲改變態度和環境、卻未認識到或不願意認識到可以做出改變的那些場所與空間。Carmel, Chapman & Wright (2026) 援引這一定義,將殘障正義作爲分析日常場所中包容/排斥實際運作的棱鏡——政策上的包容不等於實踐中的正義。這一用法聚焦於法律宣示與日常現實之間的鴻溝
兩種含義並非對立——運動框架提供了價值基礎(什麼是正義),分析概念提供了檢驗工具(正義在何處缺失)。DJ 的十大原則定義了“正義應該是什麼”,而 Piepzna-Samarasinha 的場所概念追問“正義在哪裏尚未實現”。
DJ 模型
2009 年,一羣通過全美殘障青年組織聯繫在一起的、背景多元的殘障活動家聚集在一起,深入探討了殘障正義的概念及其內涵。他們提出了殘障正義模型,由三個核心基礎和十一項組成元素構成。會議筆記發佈於 Disability Justice 博客。
三個核心基礎
殘障正義植根於三項核心實踐。它們位於 DJ 模型的中心,是所有其他工作的前提:
- 自我課題(Doing Our Own Work):作爲個人和社羣,挑戰自我——學習、探索並理解我們自身的特權、內化的壓迫、價值觀和自尊
- 自我關懷(Self Care):關注我們的身體、思想和精神達到平衡所需的條件——爲了對彼此負責,我們需要照顧好自己的需求(包括休息、反思或思考的時間、鍛鍊等)
- 安全空間(Safe Spaces):能夠帶入並使我們多重的身份、文化和背景得到重視
三項核心形成了一個循環箭頭:“自我課題” ⇄ “自我關懷” ⇄ “安全空間” ⇄ “自我課題”。它們是殘障正義一切實踐的前提和基礎。
十一項組成元素
從核心基礎向外延伸,DJ 模型的十一個組成元素描述了殘障正義實踐的具體維度:
- 自我分析與深入討論(Self Analysis and Hard discussions)
- 定義盟友(Defined Allies)
- 權利(Rights)
- 尊重與意識(Etiquette and Awareness)
- 殘障身份與文化(Disability Identity and Culture)
- 與其他社會正義社羣合作(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Social Justice Communities)
- 定義健全中心主義與壓迫體系(Defining Ableism and Define Systems of Oppression)
- 價值觀:如自決權(Self Determination)與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 驕傲與歷史(Pride and History)
- 權力共享:權力的重新分配(Power Sharing /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 可及與無障礙(Access and Accessibility)
十大原則
Patty Berne 在 Sins Invalid 中孵化了殘障正義的框架與實踐,在 Aurora Levins Morales 與 David Langstaff 的支持下,於 2016 年初版(Skin, Tooth and Bone: The Basis for Movement Is Our People),2018 年發表於 WSQ: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以下基於 Berne (2018) 原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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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每個人具有多重身份,每種身份都可以成爲特權或壓迫的場域。壓迫的具體運作及其輸出隨任何給定的制度或人際互動特徵而變化;殘障本身的經驗就被種族、性別、階級、性別表達、歷史時刻、與殖民主義的關係等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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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影響的領導(Leadership of Those Most Impacted):健全中心主義存在於其他歷史性系統性壓迫的背景之中。要真正實現解放,必須由那些最瞭解這些系統及其運作方式的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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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資本主義政治(Anti-Capitalist Politic):我們的身體/心智本身就抗拒遵從資本主義的“規範性”生產水平。人的價值不取決於一個人能生產什麼或生產多少。我們批判由健全身體至上、白人至上和性別規範性所定義的“勞動”概念。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是一個以犧牲他人爲代價、爲少數人促進私人財富積累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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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運動團結(Cross-Movement Solidarity):殘障正義必然是跨運動的——它轉變了社會正義運動理解殘障和定位健全中心主義的方式,趨向一個統一戰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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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完整性(Recognizing Wholeness):我們珍視殘障者本來的樣子,理解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力觀念之外擁有固有的價值。每個人充滿歷史和生活經驗。每個人擁有由自己的思想、感受、情緒、幻想、感知和特質組成的內部經驗。殘障者是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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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我們爲自己和集體設定節奏,以維持長期的投入。我們珍視來自我們身體和生活的教導。我們理解我們的具身體驗是一份關鍵的指南,指向正義與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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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殘障團結的承諾(Commitment to Cross-Disability Solidarity):我們重視並尊重所有社羣成員的洞見和參與。我們致力於打破健全中心主義/父權制/種族主義/階級在不同殘障類型之間製造的隔離——包括肢體障礙者、“患病”或慢性病者、“精神”倖存者、“瘋狂”者、神經殊異者、認知損傷者和感官少數羣體——因爲我們理解,隔離最終會削弱集體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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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在西歐擴張的大規模殖民計劃之前,我們理解自己社區內部相互依存的性質。我們將所有生命系統和土地的解放視爲我們自身社區解放的組成部分,因爲我們共享一個星球。我們努力在走向解放的過程中滿足彼此的需求,而不是總是依賴國家解決方案——國家可以輕易通過這種方式進一步擴展對我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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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無障礙(Collective Access):作爲棕色/黑色和酷障者(crips),我們帶着靈活性和創造性細微差別彼此接觸。我們創造和探索超越健全身體/心智規範性的新方式。無障礙需求不可恥——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在不同環境中差異運作的各種能力。無障礙需求可以在社區內表達,並根據個人需求、願望和羣體的能力私下或集體滿足。我們可以分擔彼此的無障礙需求責任,可以在不損害自身完整性的情況下要求需求被滿足,可以在融入社區的同時保持自主,可以在知道自身力量被尊重的同時不懼怕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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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解放(Collective Liberation):我們如何作爲一個混合能力、多種族、多性別、混合階級、跨越取向譜系的羣體共同前進——不讓任何身體/心智被落下?
願景
Berne (2018) 這樣總結:
這就是殘障正義——向長期以來堅韌與抵抗的遺產致敬,這遺產屬於所有身體或心智不服從規範的人。殘障正義尚非一場廣泛的大衆運動。殘障正義是一個尚未到來的願景與實踐,一張我們與祖先和後代共同繪製的地圖——在我們多重身份與歷史的寬度和深度中——一場走向每個身體和心智都被視爲美麗的世界之運動。
與其他殘障模型的關係
殘障正義與其他殘障模型既有繼承又有超越:
- 與殘障的社會模型:殘障正義繼承社會模型對結構性壓迫的關注,但批評其過度簡化——強社會模型將殘障完全歸於社會障礙,忽視了損傷本身帶來的痛苦和相互依存的需求
- 與殘障肯定模型:殘障正義與肯定模型共享對殘障身份的積極肯定,但強調這種肯定必須與交叉性分析和反資本主義政治結合
- 與批判殘障理論:CDT 提供了分析框架(健全中心主義分析、DisCrit、損傷的去自然化),殘障正義將焦點轉向日常場所的實際運作——政策上的包容不等於實踐中的正義。CDT 的殘障正義部分討論了這一連接
- 與神經多樣性範式:殘障正義爲 ND 範式提供了更廣闊的社會正義基礎——ND 範式中的“反對治癒敘事”和“以生活質量爲唯一標準”與 DJ 的“承認完整性”和“集體解放”原則平行
與神經多樣性運動的交匯
殘障正義框架在多個維度上豐富了神經多樣性的理論基礎:
- 交叉性要求 ND 運動不能僅圍繞孤獨譜系展開——必須將種族、殖民和階級維度納入核心議程
- 最受影響的領導對應於 ND 運動中的代表性爭論——最邊緣化的神經殊異者(最少口語、多重障礙)應處於運動領導的核心,而非僅由語言流利的孤獨譜系者代表
- 反資本主義政治直接連接 Chapman 的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和神經撒切爾主義批判——ND 解放不能僅依賴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包容”
- 集體無障礙超越了爲特定神經類型提供個體便利措施的思路——要求從根本上重新設計環境以服務所有神經類型
在神經多樣性研究中的實踐
AASPIRE 在其官網中將殘障正義與神經多樣性並列爲指導框架,認同 DJ 的核心原則。作爲由Christina-Nicolaidis與Dora-Raymaker共同領導的 CBPR 實踐標杆,AASPIRE 的運作方式體現了 DJ 的多項原則——尤其是最受影響者的領導(孤獨譜系社羣聯合主任與學術聯合主任平等共治)和集體無障礙(遠程文本協作、五指共識法、結構化郵件格式等策略確保跨神經類型的全面參與)。
Srinivasan (2025) 在“神經多樣性 2.0”框架中將殘障正義列爲五大社會正義理論資源之一,與批判殘障理論並置。Srinivasan 主張以 DJ 原則重塑工作場所的根本組織方式——不以市場價值篩選“值得包容”的神經類型,這一論證直接應用了 DJ 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和承認完整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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