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

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Neurodivergent Marxism）將歷史唯物主義應用於神經多樣性，論證常態範式根植於資本主義的底層邏輯——神經殊異者的受壓迫狀態並非自然的生理悲劇，而是資本主義爲了標準化勞動力而構建的"正常性帝國"的必然結果。僅靠改變觀念（自由主義進路）無法取代常態範式；解放需要改變物質結構和經濟秩序。 這是 Robert-Chapman 在 《正常帝國》（2023） 中提出的分析框架。

Chapman 的分析在三個相互嵌套的層次上展開：歷史起源（常態範式如何誕生）、結構分析（神經規範性如何運作）、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如何收編抵抗）。他將自己置於更廣泛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黑人激進傳統、女性主義、殘障研究、環境馬克思主義），但首次將神經多樣性置於歷史分析的中心。

核心主張：

1. 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不斷強化神經規範性——資本積累持續要求勞動力標準化、可比較和可管理，因此傾向於設定遠比以往生產模式更嚴苛的心智功能標準
2. 異化形式已從馬克思時代的手工勞動轉向認知、注意力和情感勞動——後福特主義時代，工人的"靈魂"（Chapman 引 Berardi 語）而非只是"身體"被投入工作，每一精神活動的碎片都被轉化爲資本
3. 神經殊異壓迫並非體系的偶然失靈，而是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的結構性後果——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持續強化並重塑了神經規範性，使其成爲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4. 解放需要超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改良只能"改良常態範式，使其略微更具包容性，而非克服它"

#理論譜系

Chapman 將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定位於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之中，同時吸收了多個理論資源。其框架在三個層面展開：

• 經典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資本主義批判、異化概念以及對生產關係的分析，尤其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將人類轉化爲“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的觀察
• 20 世紀及當代思潮——借鑑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分析、社會再生產理論，以及殘障馬克思主義（如 UPIAS 的殘障社會模型）和黑人激進傳統（如 Raya Dunayevskaya 對蘇聯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等思想
• Chapman 自己的原創貢獻——將神經規範性確立爲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核心分析對象；提出正常性帝國、神經撒切爾主義等新概念；以心智功能生態模型爲馬克思主義分析提供科學基礎；論證神經殊異解放與工人階級解放的內在統一

這一譜系表明，Chapman 並非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神經多樣性，而是在這一領域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新範疇。

#核心概念

Chapman 的框架圍繞三個核心概念展開：

正常性帝國（Empire of Normality） 由資本主義體系所催生的物質關係網絡、社會實踐、科研項目、官僚機制、經濟強制與行政程序的總和。它們共同塑造出比以往任何社會都更爲狹隘的身體、認知與情感常態範疇。使用"帝國"隱喻旨在揭示神經殊異壓迫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常態帝國在全球範圍內以相似但因地制宜的方式運作，與種族、階級、性別壓迫深度交叉。

病理學範式（Pathology Paradigm） 由 Francis Galton 確立的範式，預設偏離社會文化規範的認知和行爲代表缺陷或病理，將"神經典型"奉爲優越的理想狀態。其四項預設：心智功能是個體性的、基於先天自然能力、可相對於物種統計規範排序、越高越理想。參見 常態範式。

神經規範性（Neuronormativity） 將某種特定神經系統運作方式定義爲“正常”的社會規範體系，以此評判和規訓所有人的大腦與行爲。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它並非單純的偏見或文化現象，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產物和功能性工具。參見 神經規範性。

#科學基礎：心智功能的生態模型

Chapman (2021) 的心智功能生態模型爲馬克思主義框架提供了科學理論前提——在分析“資本主義如何製造神經規範壓迫”之前，必須先確立“心智功能不等於個體適應度”。

#爲什麼傳統功能理論必須被取代

傳統精神障礙理論依賴兩個模型：

• Boorse 的生物統計理論：健康 = 符合物種統計規範。問題——參考類的選擇無法客觀驗證、個體主義偏見、對少數變異的系統性病理化
• Wakefield 的有害功能障礙分析：功能障礙 = 機制未能執行自然選擇設計的功能。問題——選擇歷史不可知、時間框架任意、無法避免價值判斷

兩者的共同前提：功能是內在的、個體的、由進化歷史或統計規範判定的。如果接受這一前提，神經多樣性範式就無法自圓其說——偏離統計規範 = 功能障礙 = 需要修復。

#生態模型的核心貢獻

Chapman 借鑑生態學中的系統導向功能分析（Dussault & Bouchard 2017），提出：

要點：(1) 功能不在個體內部，而在個體與環境的關係中；(2) 同一神經認知特徵在一個環境中是功能（如高度專注在鋸木廠），在另一個環境中是障礙（同樣高度專注在需要持續多任務切換的辦公室）；(3) 因此殘障不是神經殊異者的內在屬性，而是特定個體-環境關係的產物。

#生態模型與馬克思主義框架的連接

生態模型爲馬克思主義框架提供了概念橋樑：

• 生態模型說"功能 = 促進系統持續傾向" → Chapman 在此基礎上進行馬克思主義重構，追問：誰的"系統"？誰的"持續"？ 在資本主義下，"系統"實際上指資本積累——只有促進資本持續的功能被認定爲"健康的"
• 生態模型說"功能障礙 = 層級間的關係性衝突" →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核心的關係性衝突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與神經殊異者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個體大腦的"故障"
• 生態模型使我們可以說：孤獨譜系者在鋸木廠“運轉良好”而在辦公室“功能障礙”——同一大腦、兩種環境、兩種功能判定。這使"功能障礙"從醫學事實變爲社會關係問題

在 Chapman 看來，生態模型爲馬克思主義框架提供了科學基礎：如果功能不在個體內部，而在個體-環境關係中，那麼改變個體-環境關係（即社會關係）就成爲一種連貫的社會實踐方向——只不過“治療”在這裏意味着改變資本主義。

#歷史追溯：常態範式的誕生

Chapman 論證常態範式的興起並非純粹的科學或醫學發展，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其關鍵洞見：高爾頓Francis Galton（而非通常認爲的 Kraepelin）纔是常態範式的真正奠基人。

笛卡爾（1641）：“身體即機器”隱喻在 19 世紀被廣泛接納，並非因爲科學必然性，而是因爲它自然化了資本對工人生產力的需求——工人被簡化爲"活的機器"，根據生產力被評判爲運轉或損壞。

凱特萊 Quetelet（1835）："平均人"將天文學誤差曲線應用於人類，並將平均等同於完美和道德良善——在政治上將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自然化爲理想人類。這一統計學工具直接契合了工業革命對標準化勞動力的迫切需求。

高爾頓 Galton（19 世紀末）：將表親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與凱特萊的統計方法融合，創立以心智能力排序爲核心的範式——將英國知識貴族的階級結構投射到自然之上。這一範式不僅服務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更在歷史上與白人至上主義合流，通過定義“低能”來剝奪邊緣羣體的生產主體地位。高爾頓創立的範式預設四點：(1) 心智功能是個體性的；(2) 基於先天自然能力；(3) 可相對於物種統計規範排序；(4) 越高越理想。

馬克思（1867）觀察到：資本主義帶來了“人爲製造的轉變，將人類變成了僅僅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常態範式反映了這一經濟需求——將神經殊異障礙個體化與物化。

#神經規範性的資本主義功能

#三重角色

神經規範性在 Chapman 的分析中扮演三種相互交織的角色：

1. 作爲社會關係再生產：神經規範性屬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一部分，既表現爲意識形態（將資本對標準化勞動力的需求“自然化”爲關於大腦“正常/異常”的科學話語），也體現爲教育、醫學、法律、福利和勞動管理等制度實踐。Quetelet 的“平均人”、Galton 的心智排序、DSM 的診斷標準，都是這一再生產過程在不同領域的具體形態。

2. 作爲規訓工具：神經規範性不僅是一套觀念，更是一套物質實踐——從 DSM 診斷到特殊教育分流、從招聘篩選到績效評估、從醫療干預到社會福利資格判定。這些實踐將人羣按神經認知功能分類、排序和分配到社會分工的不同位置。Chapman 認爲，這些制度雖然具有相對自主性，不完全等同於資本邏輯的直接延伸，但整體上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3. 作爲矛盾場所：神經規範性既是壓迫機制，也是鬥爭場域——這一理解呼應了葛蘭西的霸權分析，即霸權既是統治結構，也是鬥爭展開的場所。Chapman 指出“將神經規範性政治化”是神經多樣性範式的核心原則——這意味着將其從“自然事實”揭示爲“政治建構”，從而打開改造的空間。正如工人階級的鬥爭對象不是機器本身而是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神經多樣性政治的鬥爭對象不是“正常”概念本身，而是其資本主義功能。

神經規範性的根本邏輯不在於“有一種正常的運作方式”，而在於“正常/異常的二元劃分爲資本積累服務”——它提供了篩選可剝削勞動力、拋棄不可剝削者的“科學”依據。

#雙重束縛

Chapman 論證資本主義通過神經規範性製造了一個根本矛盾——所有人都被夾在兩種危害之間：

Chapman 指出，壓迫神經殊異者的並非神經典型者，而是資本主義的支配——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支配既塑造又傷害了神經典型者與神經殊異者雙方。他進一步論證，神經典型性對任何個體而言都不僅是一個暫時階段，更是一個隨着資本主義日益強化、其延續性逐年遞減的階段。

Chapman 由此揭示，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神經規範性逐漸成爲階級支配的重要實現形式之一。它並不取代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基本矛盾，而是使階級關係越來越通過神經規範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傳統支配形式並未消失，而是與神經規範性支配相互交織——這削弱了資本主義關於精英統治（meritocracy）的承諾。

#歷史深化

資本主義對神經規範性的需求隨着生產方式的變遷而持續強化和細化：

• 工場手工業時代：規範主要針對身體——能否從事重複性體力勞動
• 工業資本主義：泰勒科學管理將認知節奏標準化——工廠、呼叫中心的計件/計時制度篩選不符合標準認知速度的勞動者
• 後福特主義/服務業：規範擴展至情感和社交領域——情緒展示、目光接觸、社交流暢性成爲僱傭條件。Mandy (2025) 將這一轉型命名爲“超社交性時代”（hyper-sociality）：工作場所計算機化取代程式化任務 → 勞動者被推向更多團隊協作情境 → 溝通能力和社交靈活性成爲核心僱傭標準；服務業佔比持續增長，社交技能對工資的影響自 1990 年代以來持續超越認知技能。Chapman 在 Chapman (2026b) 中以自身經歷提供了微觀印證——在鋸木廠，人人戴耳罩、對話極少，"nobody cared about eye contact, nobody expected performative enthusiasm"（沒人在乎目光接觸、沒人期待表演性熱情）；而在學術界，持續的社交表演和情緒可讀性成爲日常要求。並非白領工作本質上更“難”，而是其神經規範性維度更密集——而 Mandy 的數據表明，這種密集化自 1990 年代以來持續加速。
• 算法資本主義：亞馬遜倉庫式的算法神經規範性——不再是人評判人，而是機器實時監控和優化身體與注意力的每一碎片。算法神經規範性不要求你微笑，但要求你的每一秒身體運動都符合優化參數。

這一歷史序列揭示了一個關鍵洞見：神經規範性沒有統一的“形式”——它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階級位置中以不同形態運作。傳統體力勞動（鋸木廠、園藝）在神經規範性維度上可能反而比當代辦公室環境更少限制，但這不意味着體力勞動是"解放"的——它只是受到不同形式的剝削（身體損耗而非社交表演）。Chapman 主張，克服神經規範性的資本主義形態需要同時針對其在不同階級位置中的不同形式。

#神經撒切爾主義：資本的收編

神經撒切爾主義是 Chapman 創造的第三層概念——當資本認識到神經多樣性有助於羣體運作時，它不會解放神經殊異者，而是將其收編爲可開採的生產力資源。兩波浪潮（善意幻覺/惡意操縱）的詳細機制、典型案例（Hancock、多元化產業、"超能力"話語）及與庸俗版神經多樣性的關係，參見 神經撒切爾主義 獨立頁。

#階級維度與精英捕獲

#爲何神經多樣性政治呈現爲中產階級現象

Chapman (2026b) 直面一個常見批評：神經多樣性政治看起來像中產階級運動——辦公室白領、HR 部門、大學精英的話語，與"真正的"工人階級生活無關。Chapman 承認這一批評並非完全無的放矢，但提供了更深入的結構性分析。

#流行階級觀的意識形態遮蔽

流行文化將"工人階級"等同於體力勞動形象（工廠、倉庫、建築工地），將辦公室工作者默認爲中產階級。但從馬克思的階級定義看：

From a Marxian perspective, though, this distinction is mostly ideological. If you don’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have to sell your labour power in order to survive, you’re working class whether your labour is manual, emotional, or cognitive. The forklift driver and the academic are in largely the same relation to capital as long as they don’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mselves.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如果你不佔有生產資料，必須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生存，那麼無論你的勞動是體力的、情感的還是認知的，你都屬於工人階級。叉車司機和學者只要不掌握生產資料，他們與資本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同的。）Chapman (2026b)

這一澄清很重要：白領神經殊異者同樣是工人階級——他們不是因爲"中產階級特權"而提出 ND 訴求，而是因爲在特定形式的僱傭勞動中遭遇了特定形式的神經規範壓迫。

#勞動變遷：爲什麼 ND 倡導集中在白領

ND 倡導集中在白領語境有其物質基礎，而非簡單的"階級偏見"：

1. 後福特主義轉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和注意力經濟，辦公室環境成爲神經規範壓迫的高密度場所——開放計劃、熒光燈、強制社交、持續情緒表演——在這些環境中，神經殊異障礙最集中地顯現和惡化
2. 診斷的階級分佈：診斷獲取本身需要資源和教育——這在白領人羣中更容易獲得。藍領神經殊異者可能因環境不同而"不被注意"（Chapman 鋸木廠經驗），但也因此被排除在診斷和殘障權利之外
3. 可見性不對稱：白領工人擁有提出權利訴求的語言、渠道和資源——這不是特權，而是特定階級位置提供的有限槓桿

#精英捕獲與庸俗版神經多樣性

Chapman 引用了 Olúfẹ́mi O. Táíwò 的精英捕獲（elite capture）概念來分析 ND 運動的階級困境：

• 在新自由主義下，許多社會運動通過擁有資源、資本、教育和自信的人變得最可見
• 主流 庸俗版神經多樣性（ND-lite） 話語傾向於採納自由派管理主義的扁平語言（包容工作坊、意識宣傳、企業福祉倡議）
• 但這不構成否定運動本身的理由——"like many social movements under neoliberalism, neurodiversity advocacy often becomes most visible through people who have the resources, capital, education, and confidence to make themselves heard... this isn't unique to neurodiversity... it isn't a good reason to dismiss the movements themselves"（像許多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運動一樣，神經多樣性倡導常因擁有資源、資本、教育和自信的人而變得最可見。但這並非 ND 獨有問題，也不應成爲否定運動本身的理由） Chapman (2026b)

#雙向階級動力

Chapman 的分析揭示了兩條交叉的階級軌跡：

兩條軌跡的共同指向：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同時製造了兩類問題——神經規範性的壓迫在不同階級位置上以不同形式運作。

#藍領神經殊異者的可辨識性危機

Chapman 指出了一個實踐上緊迫但理論上被忽視的問題：許多在體力勞動中的神經殊異者本應有資格獲得診斷和殘障權利（適應措施、休息時間等），但藍領環境中相關認知遠低於白領。隨着算法神經規範性技術（如亞馬遜倉庫的監控系統）日益強大，使藍領環境中的神經多樣性問題可辨識（legible）變得愈發緊迫。

這意味着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必須是雙向的：既要在白領領域抵制神經撒切爾主義的收編，也要在藍領領域提高 ND 的可見性和組織化程度——包括工會的更多關注和 Red in the Spectrum 等專門組織的工作。

#理論對話與區分

#與社會模型：完成而非否定

殘障的社會模型是神經多樣性運動從殘障研究中汲取的最關鍵理論資源，也是 Chapman 馬克思主義框架與之對話和超越的對象。

社會模型的核心貢獻（UPIAS 1976；Mike Oliver 1983）：

這一框架爲神經多樣性運動提供了四大基礎：拒絕個體缺陷框架、類比基礎（環境偏向神經典型設計）、少數羣體框架、去病理化的理論根基。

社會模型的侷限與馬克思主義的超越：

1. 社會模型回答了"殘障在哪裏"，但沒回答"壓迫從哪裏來"——如果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維度，就會將社會壓迫視爲給定事實。馬克思主義填補了這一空白：社會之所以製造殘障，是因爲資本主義需要標準化的勞動力。
2. 社會模型假定"移除社會障礙 = 解放"，蘇聯經驗證明不夠——即使激進減少經濟不平等，神經規範支配仍然持續。去障礙議程雖然必要，但不充分——它僅觸及壓迫的制度層面，未觸及塑造這些制度的深層經濟邏輯。
3. 社會模型在階級上是盲視的——物理障礙是非此即彼的（有坡道/無坡道），而神經規範障礙是光譜式的（需要多少目光接觸纔算"適當"？）。社會模型未區分不同階級位置中神經規範壓迫的不同形式（參見 Chapman (2026b)）。

Chapman 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並非否定社會模型，而是完成它：

社會模型說"是社會使肢體損傷者成爲殘障"——馬克思主義追問"是什麼社會？爲什麼這個社會需要殘障某些羣體？它如何殘障他們？什麼樣的社會不再需要殘障任何人？"

#與自由主義：爲何改良不夠

Chapman 指出 Nick Walker 的神經多樣性範式雖重要，但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維度——沒有解釋常態範式爲何和如何興起，因此也無法充分說明如何取代它。

神經多樣性運動至今主要停留在自由主義框架內——權利進路、改變認知和表徵、隱含假設解放可在資本主義下實現。但 Chapman 論證：

Chapman 論證，常態範式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產物——個人在認知和情感表現上與他人競爭的體系。如果在資本主義下常態範式無法被真正克服，那麼神經殊異解放就是工人階級解放。

在 Chapman (2026) 中，Chapman 提出了雙重緊迫性：(1) 在資本主義下最多隻能獲得緩解——常態範式根植於底層邏輯；(2) 連緩解措施所依賴的戰後自由主義秩序也正在瓦解，極右翼正以殘忍的歡愉姿態拋棄權利概念。關於當前政治局勢的詳細分析，參見 神經多樣性與資本主義。

蘇聯教訓進一步說明僅改變所有制不夠：蘇聯從未真正建立共產主義（Raya Dunayevskaya 等理論家論證其爲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解釋並非馬克思主義內部共識）；巴甫洛夫因對規範化的貢獻受列寧讚揚，列寧接受泰勒科學管理；斯大林成立大腦研究所，解剖列寧大腦與“普通人”比較。即使激進減少經濟不平等，神經規範支配仍然持續——常態化的心靈模型深嵌於文化和意識形態，不會因所有制的改變而自動消失。

That is, we need a movement for collective power and socialism, and which builds a recognition that neurodivergent people require socialism into the basis of its theory and organising.（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場追求集體權力與社會主義的運動，並將“神經殊異羣體需要社會主義”這一認知融入其理論基礎與組織實踐。） Chapman (2026)

#與反精神病學：根本區分

Chapman 反覆強調神經多樣性運動並非反精神病學（Szasz 式“精神疾病是迷思”）的延續：

#解放路徑

#否定性的（何種路徑不可行）

1. 僅改變觀念：不足以克服根植於物質條件的範式
2. 僅改變所有制：蘇聯經驗表明常態可延續
3. ND-lite 包容：僅將神經殊異者作爲生產力資源保留，產生新的內/外羣體劃分
4. 反精神病學（Szasz 式）：依賴笛卡爾二元論，反而強化病理學邏輯

#肯定性的（何種路徑必要）

1. 集體組織而非個體權利訴求：神經殊異者需作爲工人（或潛在工人）在工會、投票集團和革命行動中組織起來——而非僅僅作爲倡導者遊說國家提供個別合理便利。這要求 ND 倡導跨階級整合：白領 ND 組織（集中在辦公室語境）與藍領 ND 組織（如 Red in the Spectrum）形成聯盟，工會將算法神經規範性（亞馬遜倉庫式監控）與社交神經規範性（開放辦公室式表演）共同納入集體談判議程。由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同時製造白領和藍領的神經規範壓迫，Chapman 主張跨部門的工人團結是最連貫的政治策略。
2. 全民基本收入（UBI）：全民基本收入（UBI）：UBI 並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主張，但 Chapman 在兩種語境中討論了它——在 《正常帝國》 中作爲賦予剩餘勞動力經濟權力的過渡策略，在 《神經多樣性》 中作爲“一個國家在邁向包容之路上所能採取的最具民主化意義的舉措”
3.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將包容性重構爲設計默認值而非事後修正——適用於物理空間、工作流程、溝通方式、評估標準
4. 知識民主化與協同共創：正視知識不正義，診斷、分類和研究從少數專家向神經多樣性人羣共同生產的民主研究轉向。“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不僅是口號，更是方法論原則
5. 拓寬“工作”概念：無薪照護、自由職業、自僱、支持性就業、社會企業——可主動選擇爲解放性實踐
6. 提高藍領 ND 可辨識性：工會需將神經多樣性納入集體談判議程（亞馬遜倉庫的算法監控、工廠的認知節奏標準化）——藍領神經殊異者在此刻最缺乏的不是包容話語，而是對"自己有權獲得診斷和殘障保護"的基本認知。Chapman (2026b) 指出："increasing legibility of neurodivergence in manual labour outside the office or services role is vital, including through increased attention from unions and more organisations like Red in the Spectrum"（提高神經殊異性在體力勞動中的可辨識性很重要——包括工會的更多關注和 Red in the Spectrum 等組織）

這些具體路徑的共同指向是一個更根本的遠景：Chapman 構想的神經殊異共產主義遠景是——一個不根據個人生產力評估人的價值，而是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原則組織生產的社會——“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這一社會中，神經規範性的物質基礎（將人還原爲可替換勞動力的需求）將被消除。

#侷限與開放問題

Chapman 本人承認的框架侷限：

1. 應用範圍邊界：Chapman 聚焦於孤獨譜系和 ADHD，對更復雜的認知障礙（如智力障礙、高支持需求的孤獨譜系者）中馬克思主義框架的適用性尚需進一步論證
2. “緩解”與“解放”的張力：在解放到來之前，緩解措施是生死攸關的——如何平衡短期改革與長期革命目標，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老問題
3. 蘇聯經驗的過度學習：蘇聯的失敗並不意味着所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都必然複製常態——這需要具體的歷史分析
4. 理論與組織的脫節：Chapman 的框架主要是理論性的，具體的組織策略和運動形式仍有待發展

#Related

#相關概念

• 神經規範性 — 核心批判對象
• 常態範式 — 框架旨在超越的目標
• 神經撒切爾主義 — 資本主義收編 ND 的系統機制（第三層的獨立展開）
• 殘障的社會模型 — 馬克思主義框架完成和超越的關鍵理論資源
• 神經多樣性與資本主義 — ND 在資本主義中的結構性位置（具體分析，分工互補）
• 新自由主義與精神健康 — 後福特主義作爲大規模致殘事件

#相關文獻

• Chapman (2023) — 《正常帝國》：框架的奠基性文本
• Chapman (2021) — 心智功能生態模型：馬克思主義框架的科學前提
• Chapman (2026) — 後自由主義時代政治轉向
• Chapman (2026b) — 藍領階級與 ND 政治
• Chapman & Fletcher-Watson (2026) — 常態範式概念與反資本主義立場
• Mandy (2025) — "超社交性時代"概念：診斷擴張的實證論證
• Chapman (2019) — 作爲生命形式的孤獨譜系：框架的維特根斯坦式哲學基礎

#作者

• Robert-Chapman — 框架的創立者
• Nick-Walker — 神經多樣性範式的提出者（Chapman 在其基礎上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