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

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Neurodivergent Marxism）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用於分析神經認知差異、勞動組織與社會支配的理論和政治路徑，由Robert Chapman在《正常帝國》（2023）中系統闡述。它把神經規範性放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理解，研究“正常”的身心標準怎樣與生產力、僱傭和資源分配結合，並主張將神經殊異者的解放同勞動者及被排除者的集體解放聯繫起來。

這一立場結合神經多樣性範式對差異的肯定與馬克思主義對勞動關係的批判，並把殘障、照料和當事者經驗納入解放目標。Chapman 所追求的“神經殊異共產主義”，是共同生活與生產能夠回應不同需要、人的價值和生活保障不取決於個人生產力的社會。

#理論來源與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從生產與生活的組織方式理解觀念和制度的歷史形成，也關注人們怎樣在繼承的條件下通過集體行動改變生活。《正常帝國》（2023）導論據此考察“正常”觀念所依賴的物質條件。

生產資料所有權、僱傭勞動與資本積累構成馬克思分析階級關係的出發點：資本所有者組織生產並獲取剩餘價值，勞動者依靠出售勞動力維持生計。這種不對等關係使勞動時間、工作節奏和能力要求成爲集體鬥爭的對象。Chapman 據此分析身心標準怎樣參與勞動力的篩選、使用和管理。

異化涉及人的活動、勞動成果和創造能力受到他人支配。Chapman 沿用這一問題，分析生產能力的增長與勞動者自主、發展空間受限之間的矛盾。因此，解放既涉及參與生產的機會，也涉及共同決定活動目標和條件，以及超出生產力評價的生活。

這一理論也承接殘障的社會模型的唯物主義傳統。UPIAS（1976）把殘障理解爲社會組織施加的隔離和排斥，強調當事者組織和生活控制權；Oliver（1994）則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勞動市場、工作組織和殘障類別的形成。

Abberley（1987）進一步把壓迫、爲其辯護的意識形態及損傷的社會形成納入分析，在肯定殘障生活價值的同時，考察勞動損耗、資源匱乏等身體經驗與社會排斥的聯繫。

Chapman 結合這些資源及反種族主義等解放傳統，分析神經認知標準的形成；Walker 對常態範式與神經多樣性範式的區分，爲這一分析提供了另一個出發點。

Chapman（2021）先提出心智功能的社會生態模型；《正常帝國》隨後將常態觀念、勞動變化與神經殊異壓迫放進歷史敘述。Chapman（2026b）和Chapman（2026）又分別展開藍領階級政治，以及後自由主義環境下的權利策略與集體組織。這些寫作涉及四個相互聯繫的方向：

#常態範式與正常性帝國

《正常帝國》第1至4章把現代常態觀念的形成聯繫到身體機器隱喻、工業勞動、統計學和能力等級。Chapman 從笛卡爾式的機械身體觀談起，繼而分析凱特萊的“平均人”以及高爾頓對遺傳能力的排序，強調這些知識怎樣同階級、種族和生產力理想相互支持。具體歷史另見常態的發明與優生學。

在這一解釋中，常態範式把個體認知能力視爲可以依照共同標準比較、排序和改善的對象；神經規範性則涉及這些標準如何進入交往、勞動和制度生活。Chapman 用“正常性帝國”概括支撐這一秩序的關係網絡：科研與臨牀實踐、教育分類、行政程序、經濟強制和日常評價共同塑造人們能夠怎樣生活。

例如，招聘把某種溝通風格當作專業能力，績效考覈要求統一的工作速度，支持制度又要求當事者證明自身無法達到勞動標準。身心分類由此同時成爲獲得資源的入口和篩選、管理人的工具。

#心智功能的生態模型與政治經濟學

Chapman（2021）從功能理論入手回應常態範式：Boorse 的生物統計理論以參考羣體的典型生物功能爲參照；Wakefield 的有害功能障礙分析結合社會判定的損害與進化功能的失靈。Chapman 則把個體功能放進羣體及其環境中考察，關注不同心智方式怎樣維持生活、參與共同活動。

他借鑑生態學的系統功能分析，將功能理解爲某種特質或認知方式對個體或羣體持續存在的作用，強調三個相互依存的層次（Chapman，2021，第1365–1367頁）：

這些層次可能相互支持，也可能衝突：某種特質有助於共同活動，卻給個體帶來困難；羣體組織也可能妨礙成員生活。教育、溝通和支持條件會影響能力的發展與表達，改變環境因而能夠回應功能困難。Chapman 也強調理解高支持需要者的體驗與能力，並承認每個人的價值和權利，無論其功能貢獻如何（第1366–1367、1369頁；參見神經多樣性與殘障）。

生態模型把環境和協作關係納入功能解釋，歷史唯物主義進一步思考：哪些功能被獎勵，誰決定集體的目標，誰承擔維持這些目標的代價？ 羣體的生產目標可能與成員的休息、自主和良好生活衝突，改變環境因而也涉及勞動控制與資源分配。

《正常帝國》第9至10章據此分析差異的選擇性接納：企業能夠創造工作生態位，卻仍以能否獲利決定支持誰、支持到什麼程度。這既可能排斥需要更多支持的人，也可能使已就業者承受勞動強化與耗竭。

#勞動組織、排斥與榨取式遺棄

勞動制度通過任務分配、工作節奏和溝通要求塑造神經規範性：工業生產強調時間、速度和勞動力的可替換性；服務、溝通和注意力密集的勞動則進一步管理情緒展示、任務切換和社交反應。Chapman 在《正常帝國》第8章把後福特主義稱爲“大規模致殘事件”，以此解釋不穩定勞動、持續競爭及自我管理要求怎樣加重人們的困難。相關討論見新自由主義與精神健康。

這種分析同時關注處於不同勞動位置的人：

兩種位置可以在同一個人的生命中交替，也可能同時存在，例如斷續就業、依賴福利並承擔無薪照料的人。《正常帝國》第10章藉助 Beatrice Adler-Bolton 與 Artie Vierkant 的“榨取式遺棄”（extractive abandonment），進一步討論資本如何一面把人視爲多餘人口，一面又通過管理、收容或服務產業從其處境中獲取收益。

Russell 與 Malhotra（2002）從福利與勞動市場的關係補充了這一分析：低水平的生活保障既使殘障者陷於貧困，也使在職勞動者害怕在患病或失去工作後失去生計，從而削弱其談判力量。他們也指出，美國照料產業仍能從被排除於僱傭關係之外的人身上獲利。

“剩餘人口”指相對於資本當前用工和獲利需要而處於不穩定或被排除位置的人。《Health Communism》（2022）的公開節選強調，這一位置通過資源分配與身份認證不斷形成，工作者與被標記爲多餘者之間的邊界可以變化。Chapman 沿用“剩餘階級”的表述，主張其與在職勞動者聯合，共同回應勞動控制和生活支持問題。

他也將這種聯繫延伸至全球生產鏈：中心地區的認知勞動依靠其他地區的採掘、製造與廢物處理，身心損耗沿着種族、地區和階級關係分配。

#階級差異與藍領神經殊異者

Chapman（2026b）區分了兩種階級理解：以職業形象、收入或文化風格劃分“藍領”與“中產”，以及依據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僱傭關係理解階級。按後一種理解，許多辦公室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具有共同的階級位置，但勞動條件、資源與談判能力仍有差別。

Chapman 以叉車司機與學者爲例，將這一階級判斷表述爲：

From a Marxian perspective, though, this distinction is mostly ideological. If you don’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have to sell your labour power in order to survive, you’re working class whether your labour is manual, emotional, or cognitive. The forklift driver and the academic are in largely the same relation to capital as long as they don’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mselves.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如果你不佔有生產資料，必須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生存，那麼無論你的勞動是體力的、情感的還是認知的，你都屬於工人階級。叉車司機和學者只要不掌握生產資料，他們與資本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同的。）Chapman (2026b)

神經規範性也隨環境而異。Chapman 回憶，鋸木廠雖有強烈噪聲和沉重體力負擔，但耳罩和較少交談使他的部分感官與社交困難比在學術環境中更容易處理，園藝勞動的節奏也較適合自己。這些是呈現環境差異的個人經驗。

他特別提到：“nobody cared about eye contact, nobody expected performative enthusiasm”（沒有人在意眼神接觸，也沒有人期待表演式的熱情）。這段自述呈現了勞動環境中的具體要求，怎樣改變同一個人的溝通負擔。

他同時以倉庫的算法監控爲例，討論體力勞動中的注意力、身體節奏和產出如何被持續管理。Mandy（2025）關於“超社交性時代”的分析，則從社會與勞動變化討論溝通要求對孤獨譜系者的影響。體力、認知與情感勞動的要求由此呈現爲相互交織的過程。

階級也影響誰能夠讓自己的困難被看見。教育、經濟資源和組織渠道會影響診斷、權利主張及公共發言。Chapman 借用 Táíwò 的“精英捕獲”討論神經多樣性話語爲何容易由資源較多者主導，同時主張提高藍領環境中神經殊異經驗與支持需要的可辨識性，讓工會及 Red in the Spectrum 等組織更多參與。對於藍領勞動者實際獲得診斷和保護的比例，他在該文中提出的是觀察與推測，仍需經驗研究。

這一路徑既關注白領語境中的庸俗版神經多樣性，也關注低薪、不穩定就業及無法進入穩定勞動者的資源與組織條件。收入、家庭支持和階級關係的進一步討論見神經多樣性與交叉性。

#勞動、生計與社會再生產

就業之外的團結也涉及勞動在解放目標中的地位。Abberley（1999）追問：如果完整的社會成員資格仍以參與生產爲條件，那麼無法工作的人在理想社會中將處於什麼位置？他主張便利希望且能夠參與勞動者就業，同時肯定無法工作者的生活價值與社會地位。

社會再生產理論討論生活與能力得以形成、維持和再生的社會條件。Jaffe（2024）據此質疑將能力限定爲資本能夠僱傭和利用的勞動力，主張以共同滿足需要和能力的自由發展作爲政治目標。他從《哥達綱領批判》中尋找超出既有勞動分工的資源，與 Abberley 對勞動中心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解釋所作的批評，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回應。

照料、收入和公共服務因而也是支持環境的組成部分。神經殊異政治需要同時考察當事者、家庭無薪照料者和有償支持人員的資源與決定權，肯定休息、接受照料及按自己的節奏生活的價值。

#收編、殘障正義與神經多樣性政治

神經撒切爾主義概括了前述以可獲利生產力篩選支持對象的市場化路徑，具體機制與案例見該條目。對這一目標的批判，使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解放政治形成聯繫。

Berne 等（2018）的殘障正義原則，將反資本主義政治、人的完整價值、跨殘障團結和集體無障礙聯繫起來，關注社羣如何共同承擔支持、分享決定權和組織行動。

《正常帝國》第10章肯定殘障正義對交叉壓迫、權利侷限和社羣資源的關注，並將其與 Walker 等人的神經酷兒實踐聯繫起來。Chapman 認爲，這些實踐能改變局部物質條件、擴展當事者能動性，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其與資本積累、階級及制度變革的關係。

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因此同時回應兩項任務：使神經多樣性政治關注經濟關係，也使階級政治改變自身對合格勞動者、獨立和生產力的預設。神經多樣性的去殖民化與跨殘障團結在這裏同樣重要：集體目標需要由不同地區、不同支持需要者共同塑造。

Chapman 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同樣要求改變勞動控制、知識權威和身心價值標準。《正常帝國》第11章沿用 Dunayevskaya 的國家資本主義解釋，以蘇聯的泰勒式管理及對天才大腦的追求爲例，說明舊的生產力理想能夠延續進新的所有制安排。

#殘障承認、反強制與現實支持

對反精神病學，Chapman 區分了否認精神殘障或疾病的路徑，以及以公共資源、社羣支持和反強制爲方向的政治。他批評 Szasz 式的疾病否認可能與撤回支持相結合，同時在《正常帝國》第11章討論 Basaglia、Sedgwick 和社會主義病人集體等不同資源，主張減少強制與傷害，並保障住房、照料、服務和生活資源。

去病理化由此與承認痛苦、疾病和持續照料需要相結合。《正常帝國》第11章將社會與生態功能模型、當事者主導的知識生產，以及服務資源的增加和改變並置爲實踐方向。

#集體組織與過渡性實踐

《正常帝國》第11章提出若干過渡性方向，以擴大當事者改變工作、生活和知識生產條件的集體力量：

其中，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6）進一步討論了通用設計和普遍性調整，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對於無薪照料、自僱、自由職業、支持性就業和社會企業，這一分析也要求考察實際的資源、控制權與支持條件，而不能僅憑工作形式判斷其解放性。

Chapman（2026）肯定教育支持、工作調整和權利主張的現實意義，並強調維護這些成果所需的集體力量，主張將權利訴求與反資本主義組織連接起來。

他在該文中明確提出：

That is, we need a movement for collective power and socialism, and which builds a recognition that neurodivergent people require socialism into the basis of its theory and organising.（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場追求集體權力與社會主義的運動，並將“神經殊異羣體需要社會主義”這一認知融入其理論基礎與組織實踐。） Chapman (2026)

#組織與支持實踐的研究

勞動關係、獨立生活運動和參與式研究，爲這些方向提供了具體的組織經驗，研究對象包括神經殊異勞動者及其他殘障羣體：

實施中的支持勞動也需要資源保障。Booth 爲TUC編寫的指南（2014）將代表接受培訓的帶薪時間，與安靜空間、清晰指令及減少感官干擾一起列入工作安排。Foster 等（2007）對Cash and Counseling的配套研究發現，非正式照料者若干負擔得到改善；對有償人員的描述性比較則顯示，親屬僱員比機構僱員報告更多情緒壓力。這使使用者的自主與照料者的支持條件成爲需要共同安排的議題。

這些實踐將環境改變落實到工作規則、支持預算、溝通安排和報酬分配，也使當事者的決定權與組織資源成爲可考察的問題。

#理論爭論與開放問題

怎樣從局部實踐推進制度改變，以及依靠哪些組織力量，是理論爭論的焦點。Slorach（2025）肯定 Chapman 對資本主義致殘作用的分析，同時追問將“剩餘人口”作爲獨立階級的依據，以及合作社和其他抵抗形式如何改變更廣泛的權力關係。他強調合理調整等改革在改善生活和建立工人團結方面的作用，也對書中蘇聯歷史的處理提出不同解釋。

Introna（2025）則把這一框架評價爲對馬克思主義分析與階級鬥爭理解的更新，強調其意義也進入工作場所之外和運動內部。這些討論涉及如何聯繫在職勞動者、被排除者和照料者，而不以單一的勞動能力作爲參與政治的資格。

高支持需要者、無法穩定就業者及其照料者怎樣獲得資源和共同決定權，仍需結合不同國家和勞動制度研究。對勞動變化的歷史解釋，也需要區分制度機制、個人經驗與可檢驗的命題。

#Related

#相關概念

• 神經規範性 — 身心標準與制度支配的分析對象
• 常態範式 — 能力排序、正常理想和默認病理化
• 殘障的社會模型 — 社會障礙與唯物主義殘障分析的思想來源
• 殘障正義 — 交叉性、照料、集體無障礙與反資本主義政治
• 神經多樣性與資本主義 — 勞動、資源分配與制度運用的具體分析
• 神經撒切爾主義 — 將包容限定於可獲利生產力的政治路徑
• 庸俗版神經多樣性 — 神經多樣性語言的收編和目標轉移
• 新自由主義與精神健康 — 不穩定勞動、自我管理及支持制度
• 神經多樣性與交叉性 — 階級、種族、性別和身心差異的共同作用
• 神經多樣性的去殖民化 — 全球生產關係、知識與當地決定權
• 反精神病學 — 精神健康政治中不同的反強制與疾病理解
• 參與式行動研究 — 當事者共同參與知識生產

#相關文獻

• Chapman（2023） — 正常性帝國、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及解放方向
• Chapman（2021） — 心智功能的社會生態模型
• Chapman（2026b） — 藍領勞動、階級與公共可見性
• Chapman（2026） — 權利策略、後自由主義政治與集體力量
•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6） — 通用設計、支持與普遍性調整
• Mandy（2025） — 社會與勞動變化中的超社交性要求

#作者

• Robert-Chapman — 神經殊異馬克思主義的提出者
• Nick-Walker — 常態範式批判與神經酷兒實踐
• Sue-Fletcher-Watson — 神經多樣性與研究、支持實踐的共同論述

#外部鏈接

• Oliver：Capitalism, Disability and Ideology — 唯物主義殘障理論與正常化批判
• Slorach（2025）：Neurodiversity, capitalism and class — 對階級分析和組織策略的討論
• Introna（2025）：For Neurodivergent Marxism — 對框架的理論與政治意義的評價
• Abberley（1987）：The Concept of Oppr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Theory of Disability — 壓迫、意識形態與損傷的社會形成
• Abberley（1999）：The Significance of Work for the Citizenship of Disabled People — 勞動中心的成員資格與不工作者的生活
• Russell 與 Malhotra（2002）：Capitalism and Disability — 勞動市場、福利、階級力量與照料產業
• Jaffe（2024）：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Disability — 能力、勞動力商品形式與共同滿足需要
• Adler-Bolton 與 Vierkant（2022）：SURPLUS — 《Health Communism》關於剩餘人口的公開節選
• Richards 與 Sang（2016）：Trade unions as employment facilitators for disabled employees — TSSA神經多樣性項目的質性研究
• TURN報告（2022） — 工會的組織能力、發言權與實踐議程
• Booth／TUC（2014）：Autism in the workplace — 面向工會代表和會員的實踐指南
• Ratzka（1993）：STIL使用者合作社 — 支持服務的經費與使用者治理
• Carlson 等（2007）：Effects of Cash and Counseling on Personal Care and Well-Being — 支持預算安排的隨機試驗
• Foster 等（2007）：How Caregivers and Workers Fared in Cash and Counseling — 配套的照料者與有償人員研究
• Nicolaidis 等（2019）：AASPIRE實踐指南 — 共同研究中的決定權、報酬和無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