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同理心問題(Double Empathy Problem)

創建:2026-05-07更新:2026-10-22

雙向同理心問題(Double Empathy Problem,DEP)是Damian Milton於2012年提出的社會學概念,用於解釋不同經驗、感知方式與溝通期待的人之間,相互理解怎樣發生斷裂。它將孤獨譜系者與非孤獨譜系者的交往置於雙方互動及其社會條件中考察,關注溝通方式的差異,也關注誰的表達被認可、誰承擔適應壓力,以及誤解帶來的不平等後果。

概念的提出與發展

Milton(2012)將其定義爲(節引):

兩位不同傾向的社會行動者之間在互惠性上出現斷裂——這種斷裂隨着雙方對生活世界的傾向性感知差異越大而越顯著……

這裏的“生活世界”包括人們習以爲常的感官經驗、意義、社會期待與日常行動方式。例如,同一種互動對一方而言可能是親近的表示,對另一方卻可能意味着感官負荷或被迫回應。

這一論述承接了孤獨譜系社羣關於相互理解的討論。Milton指出,Sinclair(1993)等作者已經把溝通視爲需要雙方努力的過程;他進一步藉助現象學、常人方法學及殘障研究,分析人們怎樣把自己的社會習慣當作自然標準,又怎樣把理解失敗歸到“不同的人”身上。由此,研究的對象從被評估的孤獨譜系個體,擴展爲雙方共同構成的交往關係。

Milton、Gurbuz 與 López(2022)回顧了概念提出後的實驗、質性及跨學科研究,並將權力、交叉性和生命歷程列爲進一步研究的方向。Kilgallon 等(2026)則系統澄清其關係性、情境性與概率性含義,強調當事者經驗和知識生產在這一框架中的地位。雙向同理心問題由此同時涉及日常溝通的解釋,以及孤獨譜系研究如何界定“有能力的社會行動者”。

相互理解怎樣發生斷裂

從個人能力到互動關係

在單向的缺陷解釋中,非孤獨譜系者的溝通習慣經常作爲評估標準,孤獨譜系者需要證明自己能否正確識別這些習慣。雙向同理心問題進一步追問:非孤獨譜系者能否理解孤獨譜系者的表達?雙方能否建立共同的意義?互動發生的環境又支持哪一方?

Milton(2012)指出,交往中的社會含義需要由參與者共同建構。例如,一方以自身經驗推斷對方的動機,即使自認爲正在“設身處地”,也可能誤解對方;如果當事者的解釋和抗議繼續被忽略,溝通還會轉化爲替對方定義需要、安排生活的關係。理解因而包括傾聽、覈對與修正解釋的過程。

Heasman 與 Gillespie(2019)對共同遊戲的研究呈現了另一種互動組織方式:參與者有時大膽假定彼此共享背景知識,同時容許未被接住的話語和暫時的不同步繼續流過。這樣的交往可以產生共同理解和迅速建立的聯結。對互動的分析,需要考察這些做法在具體關係中如何運作,以及參與者怎樣體驗它們。

同理心與溝通結果

這一概念中的“同理心”與相互理解密切相連,也帶有對“孤獨譜系者缺乏同理心”敘事的批判。Kilgallon 等(2026)強調,名稱將理解重新放回雙方共同培養的關係中,並追問哪些表達方式被承認爲合宜、可信或具有社交能力。其分析單位是社會互動與社會關係。

相關研究因此考察了多種結果:能否理解對方的行爲、能否準確傳遞信息、是否感到融洽、是否願意繼續交往,以及觀察者怎樣評價參與者。這些結果各有含義。例如,記住故事內容說明信息傳遞的表現,願意再次見面說明交往意願;兩者需要分別解釋,才能看清溝通中的困難究竟發生在哪裏。

Gernsbacher 與 Yergeau(2019)對心智理論研究的評述,質疑把任務表現推廣爲孤獨譜系者普遍缺乏理解心智的能力,並討論測量的重複性、聚合與現實預測問題。Morrison 等(2020)的測量研究也發現,標準化社會認知、社交技能與社交動機測量,對短時真實交談結果的預測較弱。這爲把具體互動納入研究提供了依據。

共同經驗與情境差異

共同經驗能夠爲相互理解提供資源。Milton 等(2022)以感官經驗爲例說明:如果雙方熟悉相近的感知方式,就可能更容易理解對方的需要與反應;熟悉的社羣和溝通方式,也可能減少持續解釋自己的負擔。

Kilgallon 等(2026)據此提出兩個相互關聯的概率性判斷:非孤獨譜系者理解孤獨譜系者,通常比理解其他非孤獨譜系者更困難;孤獨譜系者與非孤獨譜系者交往也常遇到困難,而且在一些情境中,比與其他孤獨譜系者交往更困難。這些可能性受到既往經驗、熟悉程度、溝通期待和權力關係影響。

這裏的羣體劃分需要放回具體社會經驗中理解。孤獨譜系者之間存在語言、感官、文化、性別、階級及支持需要的差異;跨羣體的人也可能通過共同興趣、共享經驗和有意識的學習形成良好關係。研究因而需要說明:在什麼任務、什麼關係和什麼條件下,共同經驗能夠促進理解。

實證研究:理解、互動與評價

有關雙向同理心問題的研究採用了不同方法,分別揭示理解困難及有效互動的某些方面:

研究與情境 主要發現 對理解概念的意義
Sheppard 等(2016):觀看對事件的反應 非孤獨譜系觀察者較難從孤獨譜系者的反應推斷其經歷的事件;表達差異有助於解釋結果 將理解者與被理解者的配合納入行爲解讀
Sasson 等(2017):短時第一印象 非孤獨譜系觀察者對孤獨譜系者的印象較負面、交往意願較低;只呈現言語內容時,這種偏差消失 他人的評價和接近意願會影響社交機會
HeasmanGillespie2019:30名孤獨譜系者的協作遊戲 共同理解可通過對共享背景的大膽假定,以及對暫時不同步的較高容忍來建立 呈現常規社交標準之外的互動組織方式
Morrison 等(2020):陌生成年人交談 孤獨譜系者向孤獨譜系夥伴報告更多自我披露;不同羣體的交往意願與人物評價呈現不同模式 夥伴構成影響互動,人物評價與繼續交往意願也可能分離
CromptonEtAl2020:72人的故事接力 孤獨譜系鏈與非孤獨譜系鏈的信息傳遞沒有顯著差異,混合鏈的信息衰減較快 在該任務中觀察到與跨羣體配合有關的困難
CromptonEtAl2025:311人的多站點預註冊研究 各類鏈的信息傳遞未發現差異;融洽度隨互動角色、鏈類型和診斷告知而變化 有效的信息傳遞得到再次觀察,混合鏈的額外信息損失未獲復現
腦腦空間(NeuroBridge)研究團隊(2025,生生知識共創會海報):219人的中文職場情景研究 自報孤獨譜系組對故事中員工行爲的理解評分高於非孤獨譜系組 基於 Szechy 等的情境材料,擴展中文語境下的職場行爲解讀研究

第三方觀察與當事者體驗之間也存在差異。Jones 等(2024)讓非孤獨譜系觀察者評價交談錄像:他們既能察覺混合互動中的困難,也會比交談夥伴更負面地評價孤獨譜系參與者,並低估孤獨譜系參與者給予對方的某些積極評價。這使“誰來判斷交流是否成功”本身成爲研究問題。

這些結果共同擴展了對互動的解釋,但各項研究回答的問題和取樣範圍不同。部分論文分析同一批交談資料,證據的獨立性需據樣本與設計判斷;對照組的篩選條件也隨研究不同。短時實驗、情景判斷與社羣觀察,分別呈現信息表現、解釋方式和日常互動過程;部分實驗主要涉及能夠口語交談的成年人。兒童、使用輔助溝通的人、有智力殘障者,以及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互動,需要相應的研究設計。Kilgallon 等(2026)主張把量化結果、觀察和質性經驗相互對照,並研究個體差異及具體條件怎樣影響結果。

權力、規範與誤解的後果

理解發生在具體的權力關係中。Milton(2012)指出,非孤獨譜系者可能把理解斷裂當作少見的異常,而孤獨譜系者卻可能反覆經歷誤解,甚至把它體驗爲創傷。Kilgallon 等(2026)進一步將這一區別放在制度關係中:上級、教師或決定服務資格的人,往往能夠規定互動標準,並決定對方的表現意味着什麼。

例如,當工作人員把溝通中的停頓解釋爲不配合,或把缺少常規社交表現解釋爲缺乏意願時,這些判斷會影響當事者獲得機會與支持的條件。Szechy 等(2024)用職場情景故事比較行爲解讀,發現孤獨譜系參與者更常準確理解故事中孤獨譜系員工的行爲。該結果說明,評估員工表現時,評估者對其經驗的理解也需要進入分析。

“雙向”描述的是交往關係中存在相互理解的問題;具體責任和後果則需要結合權力來判斷。誰更有能力改變環境,誰的說法更容易獲得信任,誰必須持續適應,以及誰會因誤解失去工作或支持,涉及神經規範性和知識不正義。把溝通責任平均分配給雙方,可能繼續遮蔽這些差異。

種族、性別和階級也會塑造表達期待、可信度與適應成本。Kilgallon 等(2026)提出,共享某些邊緣化經驗的人,即使神經類型不同,也可能據此建立理解。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關係性解釋,相關分析見神經多樣性與交叉性。

研究爭論與解釋範圍

Livingston、Hargitai 與 Shah(2025)批評相關研究中的概念混用,認爲從理論主張到可檢驗預測、再到證據解釋的推導鏈需要加強,並對應用提出謹慎意見。這個爭論涉及如何區分相互理解、情緒共鳴、信息傳遞與融洽感,以及各類結果能夠支持什麼判斷。

Kilgallon 等(2026)的回應強調,雙向同理心問題首先提供關係性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具體心理過程和互動結果可以據此形成可檢驗的研究問題,框架本身也包含對知識權威與健全中心主義的批判。他們主張同時審視支持與不支持預期的結果,結合研究設計和情境討論,並重視當事者經驗與質性研究的知識貢獻。

這一討論使理論框架與具體預測的關係更加清楚:某項研究未發現混合互動的劣勢,需要據此修正該任務和情境中的解釋;不同羣體有效交流的發現,也需要與現實中的溝通困難、支持需要及制度處境一併理解。關於其他神經殊異經驗的應用,則仍需各自的直接研究。

溝通與支持實踐

雙向同理心問題把改善互動的工作擴展到溝通夥伴和制度環境。Milton(2012)提出以互動互惠、當事者目標和個人及社羣賦權理解支持;Kilgallon 等(2026)則強調共同理解、同意、安全與參與。這些原則可以落實到以下方面:

  • 覈對表達的意義:詢問當事者的意圖、感受與溝通偏好,容許其修正別人對自己的解釋。
  • 共同調整互動條件:協商節奏、感官環境、表達渠道與回應時間,讓溝通夥伴也承擔學習和調整的工作。
  • 以雙方經驗評價效果:除信息是否清楚,還考察是否被理解、是否安全,以及是否願意繼續交往。
  • 讓當事者參與決定:共同確定支持目標、工作人員培訓內容和服務評價方式,相關方法見參與式行動研究。

Jones 等(2021)檢驗了面向非孤獨譜系男性的簡短接納培訓:培訓後,與其交談的孤獨譜系男性和非孤獨譜系男性都報告了更高的再次交往意願,而互動質量和第一印象等其他結果大多未改變。這爲改變溝通夥伴的理解提供了具體應用證據,其持續效果和更廣泛人羣中的適用性仍需檢驗。

在這一實踐取向中,尊重當事者的表達與決定權構成支持的倫理基礎,具體方法的效果則需要持續評估。研究和服務可以圍繞一個共同問題展開:哪些關係、環境和組織安排,能夠讓雙方更容易理解彼此,並讓當事者獲得自己認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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